论公诉方式改革的非正当化倾向

顾苗

摘 要：公诉方式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本文作者对这种公诉方式改革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改革并没有达到立法者预想的消除法官审前预断、加强法庭对抗和实现法官中立的目的，而且导致实践中检、法的冲突不断、庭审“伏击审判”，又增加了成本投入，浪费诉讼资源。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即针对不同案件，建立起诉状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公诉方式，并废除庭后移送的规定。
关键词：公诉方式；复印件主义；主要证据；庭后移送
Discussion on improper tendency in the reform of indictment pattern of procuratorate

Abstract: Reform of procuratorate’s indictment patter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revising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But the author challenges the reform, believes that the reform don’t get the goals of the lawmakers have thought, such as, eliminates prejudge of judge, strengthens the confrontation in court, achieves neutrality of judge, but causes conflict between procuratorate and court, ambush trial in court, expanding the cost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gives his opinion: establish an indictment pattern of exclusiveness of the bill of prosecution combining transfer of files in the light of different cases, and abolishing the prescription of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Key words: indictment pattern；doctrine of duplicated documentation；main evidence；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一、公诉方式改革简介
公诉方式改革是指人民检察院公诉案件的步骤、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在原有法律规定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变革。
1996年我国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它的面世，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也标志着公诉方式由强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转变，初步形成了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并存的诉讼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彻底废除了弊端重重的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而是兼顾中国国情，采用了一种介于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卷宗移送制度，我们称之为“复印件主义”，也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照原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我们能看到改革的要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的证明要求不再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是只要求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附有相关证据目录即可；2、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材料，不再要求全部是案卷材料，而只需移送有关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主要证据材料的复印件或者照片；3、人民法院对于移送案卷材料审查后的处理，规定符合开庭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而废除了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和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规定。[1]
二、现行公诉方式评述
（一）现行公诉方式实现的诉讼功能
对于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公诉方式，立法者及学术界对此均给予了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至少可实现以下几个功能：
1、适应了我国当前的庭审改革，有利于纠正法官“先定后审”、“先判后审”和庭审走过场的错误倾向。
由于缩小了移送案卷材料的范围，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等，使法官虽然可以了解犯罪行为已有证据证明并决定开庭，但是，仅据这些材料又不能足以形成主观预断，只有通过法庭举证、双方质证、辩论等活动，才能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做出正确判断，从而促使法官产生更加认真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核实证据的强烈愿望和责任心，防止庭前产生预断的可能性，进而真正实现法官的居中公断；
2、贯彻了言词原则和实现了法庭辩论，增加抗辩双方的对抗性，切实做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办案质量。
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只有经过对立双方对抗、争辩，才能揭露出事物的本质。审判也是这样，只有经过控辩双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出足够的证据并与对方相抗争、辩驳，才能使站在第三者地位的法官明辨是非、查明事实真相。因此，法律规定起诉机关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使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细心听取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也可以增强辩方敢于大胆辩护、大胆反驳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还可以促使公诉人积极举证、履行控诉职责，从而使法庭审判增强对抗性。
3、保证了法官审判案件的公正性，保障了判决的正确性。
法官这一身份，决定他在控辩双方之间应该保持同等距离，不偏不倚，用一句形象的语言说，法官与控辩双方的距离应是等腰三角形而不是钝角、锐角或直角三角形，更不是与公诉方重合与辩护方成垂直的“丁”字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兼听则明”，以保证判决或裁定的客观公正性。[2]改革后的公诉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法官庭前没有查阅案卷材料和调查、询问，对案件尚未产生预断，因此他就完全可能成为案件的公正裁判者。
不可否认，在一些案件中，上述修改确实起到了立法者当初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我们也看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上述理想功能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得不令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公诉方式改革。
（二）现行公诉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未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主要证据”范
围做出严格、协调一致的限定，冲突不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116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同种类多个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如果某一类证据中只有一个证据，该证据即为主要证据；（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等证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规则）]第283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并且进一步规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主要证据范围问题的规定比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的规定宽泛的多。而作为折衷产物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第36条则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同时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完全将诉讼实务中具体案件的“主要证据”范围的确定权交给了人民检察院，使得在具体案件中，司法规定的主要证据范围如同虚设，人民检察院完全根据自己意思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检、法冲突不断，严重的影响了诉讼的顺利进行。[3]
2、 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权力过大，辩方不得不经常面对“伏击审判”，辩
护权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六部委规定》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主要
证据”范围的权力，因此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往往把一些关键证据并不完全移送到人民法院，而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突然出示出这些有杀伤力的证据，使庭审变成“伏击审判”,使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护律师和被告人措手不及，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特别是在一些诸如毒品鉴定、税务鉴定和法医鉴定等包括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案件中。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被剥夺殆尽，先悉权无法得到保证，抗辩能力严重削弱，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控方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往往只提供被告人口供、部分证人的证言，而且掐头去尾，让辩护律师无法全面地了解案情。”[4]
3、法官的审前预断仍然无法避免，庭审方式改革受到严重挑战。
由于人民检察院享有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主要证据的权力，因此其在移送起诉时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行法律规避，只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利于己方的控诉证据。这样合议庭在庭审前只接触有罪证据，仍不可避免地产生被告人就是罪犯的预断，致使合议庭在庭审过程中就有意无意地将实体真实的杠杆向控方倾斜，只采信被告人有罪与罪重的证据，而难以听取辩护意见。所以在这种所谓的“复印件主义”公诉模式下，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控诉一方的影响力，虽然不至于如同先前那样“先判后审”，但法官内心的审前预断和偏见依然是在所难免，致使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抗辩式庭审如同“新瓶装老酒”，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甚至雪上加霜。对此，我国有学者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较之原有方式，目前这种阅览主要证据的做法似乎更容易造成法官预断的扭曲。”[5]
4、 浪费诉讼资源，增加了成本投入，与诉讼效益原则相违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复印件主义”的确立，没有发挥防止法官预断的预期效果，而且又产生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弊端：浪费诉讼资源，违背诉讼经济原则。根据司法实践，主要证据复印件在法院审查完毕后，往往被作为废纸予以销毁。有学者根据一定的标准，计算得出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成本为1388万元以上，也即1998年全国每个检察院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费用至少在数千元或者上万元以上。[6]在当前很多检察院都面临办案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每年将一笔如此巨大的开支投入到这种制度上，显非明智之举。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地区的检察院，由于缺乏经费购置复印设备，往往只能采取以下几种做法应付：（1）重蹈原卷宗移送主义的覆辙，将整个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法院；（2）象征性的复印几份主要证据，然后连同有关证据一并移送法院；（3）在提起公诉时挑灯夜战，将案件中主要证据重新抄写一遍，人为的增加工作量。即使在发达地区，检察机关对此做法也颇多非议。
因此，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方式的改革不但没有达到防止法官预断的目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又滋生新的弊端，与改革的初衷相去甚远。对此，笔者以为，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并使其得以解决，并应坚持一定的原则。
三、公诉方式改革的原则和构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唯物的、辨证的。所谓唯物的就是要尊重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所谓辨证的是指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解决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必须特殊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亦应如此。为此，笔者认为，在公诉方式的变革问题上，既要考虑到我国公诉方式的强职权主义的传统，又要照顾当前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刑事案件的发案率长期居高不下，重大、复杂、恶性案件大幅度上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虽然较以前有所提高，对目前的庭审改革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离改革目标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笔者在此不揣冒昧，提出公诉方式改革的下列原则和构想：
（一） 起诉书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众所周知，刑事案件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一人犯一罪，有的是一人犯数罪；有的是数人犯一罪，有的是数人犯数罪；有的是犯罪情节一般、后果不严重，有的是犯罪情节严重，后果严重；有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的则是案件事实不清，证据存在瑕疵，等等情况。所有这些，笔者以为，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方式上，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统计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公诉案件是情节一般，后果不太严重的案件，如盗窃罪、诈骗罪、伤害罪、等等。这些案件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60%以上。对于这些公诉案件，笔者以为，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就能满足庭审的需要。这是因为，我国的审判人员较之以前，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已有较大提高，而且对庭审改革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审判人员根据公诉机关移送的内容充分的起诉状和控辩双方的辩论，凭借自己的审判水平和对庭审的驾驭能力，经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就能查明事实并依法做出判决。而没有必要像《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那样，在提起公诉时“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
除了上述案件以外的重大、复杂或者疑难案件，因其情况特殊，要求法院在移送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的基础上，在法定的一审审判期限内，通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查证全部案情，做出判决是有点勉为其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9条的规定，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实际上拥有判决权，但审判委员会的成员通常并不直接参与法庭审理，因此这类案件仅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只能让审判委员会的判决“跟着感觉走”，对被告人的公正何在？所以笔者主张，对这类案件应当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避免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只移送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又可以尽快查清案件事实，提高法庭的审判效率，而更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做到使被告人获得比当前公诉方式下更为公正的审判。
（二） 关于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的构想
庭后移送，是指法庭开庭审理案件以后，对法庭出示的证据及其他案卷材料是否移送及移送的时间、方式等问题。从世界各国的有关立法来看，关于庭后卷证材料的移送问题，通常未作任何规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未作明确规定。但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对此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高法（解释）第175条规定：“对于当庭出示、宣读的证据，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合议庭应当与提供证据的公诉人、辩护人等办理交接手续。”第176条又规定：“被告人最后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休庭后三日内，将当庭出示的证据以外的其他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而高检（规则）第308条规定：“在法庭中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材料应当在法庭审理完毕休庭后将证据的复印件和复制件交给合议庭。”第309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休庭三日内，应当将诉讼文书移送人民法院。”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移送的案卷材料除了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复制件的不同之外，对庭后移送的规定，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并无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其理由主要是：
1、 该条规定于法无据。
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150条规定了庭前移送材料的范围，但对于庭后移送问题，未作任何规定。在总则部分未作规定，在分则审判程序中也未作任何要求，而且上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规定也有冲突。
2、该条规定必然造成庭审改革功败垂成，无法实现庭审改革的目标。
按照立法者和部分学者的观点，现行公诉方式具有下列优点：能避免法官的审前预断，防止先定后审；能贯彻言词原则，强化法庭辩论，加强控辩双方对抗性；能实现法官的中立性，保证判决的正确性。但规定庭后移送以后，庭审可以照样走过场，只不过由原来的“先定后审”改为庭后的“书面审”，法官仍然可以忽视法庭审判，而依赖于庭后公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并据此做出判决。特别是在移送的材料中，假如法官采纳了未当庭宣读、出示，没有经过法庭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作为定案根据，这不仅未达到完善程序公正性的目标，而且限制和剥夺了辩护方辩护权这一基本的权利。
江西省卫生厅


江西省卫生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卫生行政许可听证实施办法》的通知

赣卫法监发〔2007〕23号


各设区市卫生局、厅机关各处室、省卫生监督所：

为规范卫生行政许可的听证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许可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江西省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听证办法》，我厅制定了《江西省卫生行政许可听证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并加强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厅法监处联系（电话：0791-6255761；传真：0791-6251461）。

附件：江西省卫生行政许可听证实施办法.doc



二00七年九月十七日
附件：
江西省卫生行政许可听证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卫生行政许可的听证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卫生行政许可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江西省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听证办法》，结合我省卫生行政许可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江西省卫生行政部门实施卫生行政许可听证（以下简称听证），适用本实施办法。
第三条 实施下列卫生行政许可事项，应当组织听证：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卫生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
（二）卫生行政部门认为需要听证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卫生行政许可事项；
（三）被依法告知听证权利的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的事项。
第四条 听证应当遵循合法、公开、公平、公正、高效和便民的原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听证会一律公开举行，并允许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旁听，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条 听证由有权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具体听证事宜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实施卫生行政许可的职能部门承办。
依法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分别实施的卫生行政许可事项须听证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单独组织听证，或者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组织听证。
依法应当先经下级卫生行部门关审查后，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决定的卫生行政许可事项须听证的，由最终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听证；但该卫生行政许可事项依法应当报卫生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按卫生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听证人包括：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
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员由组织听证的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指定；记录员由听证主持人指定。
第七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是审查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
（二）熟悉听证程序以及与该卫生行政许可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三）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听证主持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制定听证方案；
（二）确定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三）组织听证会的进行；
（四）接收有关证据；
（五）对相关人员提供的意见及证据、理由进行询问；
（六）要求相关人员提供或补充证据；
（七）维持听证会秩序；
（八）决定中止听证；
（九）组织提出听证报告书；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听证员负责协助听证主持人履行前款规定的职责。
第九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含卫生监督机构）审查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以及本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委托代理人、鉴定人、证人、翻译人。
第十条 对本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一）、（二）项规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前，以公告的形式向社会告知听证的事项、拟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的主要内容，以及报名参加听证的办法等，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15日。
对本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卫生行政许可事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前，书面告知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应当在收到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提出书面听证申请。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书面听证申请的20日内组织听证。
第十一条 报名或者申请参加听证会的利害关系人较多时，可以要求利害关系人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推选代表人参加听证，并提交载明代表人基本情况的书面材料，由听证主持人审核确认；逾期未推选的，按照报名、申请的顺序或者采取抽签等公平、公开的方式确定代表人作为听证参加人，并予以公布。
前款代表人的人数，根据听证事项的具体情况，按照不同主张的人员人数基本相同的原则确定，并予以公布。
代表人参加听证的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或者放弃听证主张的，应当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第十二条 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听证；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应当提交载明委托事项及权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由听证主持人审核确认。委托代理人代为变更或者放弃听证主张，或者代为放弃陈述权、申辩权、质证权的，应当有委托人的明确授权。
审查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有关问题需要鉴定、翻译，或者有证人证明其听证主张的，可以请鉴定人、翻译人或者证人参加听证，并向组织听证的行政机关提交有关的证明材料，由听证主持人审核确认。
第十三条 听证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人员；
（二）与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他们的委托代理人是近亲属的；
（三）与听证的卫生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四）与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听证的公正性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听证员、记录员、鉴定人、翻译人员。
听证主持人的回避，由组织听证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决定；听证员、记录员、鉴定人、翻译人员的回避，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十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听证会举行的7日前，向听证参加人送达《卫生行政许可听证通知书》，必要时予以公告。
《卫生行政许可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听证的卫生行政许可事项；
（二）拟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的主要内容；
（三）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四）听证主持人的姓名、职务；
（五）其他应当载明的事项。
第十五条 听证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介绍听证参加人和听证的卫生行政许可事项，核对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身份；询问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是否申请回避。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宣布暂停听证，报请行政处罚实施机关负责人决定是否回避；申请听证员、记录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回避的，由听证主持人当场决定。
（二）听证员宣读听证会纪律；
（三）审查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陈述审查意见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出示证据；
（四）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按照听证主持人安排的顺序，陈述主张及相关事实、理由和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出示证据；
（五）进行申辩和质证，需请鉴定人出示鉴定意见或者证人作证的，须经听证主持人允许；
（六）申辩和质证终结，审查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按照听证主持人安排的顺序，作最后陈述；
（七）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
听证主持人应当中立、客观、全面地听取听证参加人的陈述。
听证会举行的当日不能完成本条第一款规定程序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宣布择期继续举行听证会。
第十六条 在听证会进行过程中，听证主持人可以询问听证参加人；经听证主持人允许，审查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相互发问，也可以向鉴定人、证人发问。
第十七条 听证应当制作听证笔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听证的卫生行政许可事项；
（二）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的姓名、职务；
（三）听证参加人的姓名、地址等基本情况和出席听证会的情况；
（四）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
（五）听证会是否公开举行，不公开举行的理由；
（六）审查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及提出的事实、理由、依据、证据；
（七）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证人证言；
（八）申辩和质证情况；
（九）听证主持人在听证会进行过程中对有关事项的处理情况；
（十）听证主持人认为应当记录的其他事项。
审查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听证时提出的经过质证的证据材料，应当作为听证笔录的附件。
第十八条 听证笔录应当在听证后当场交听证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听证参加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当记录在卷。
听证参加人认为听证笔录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向听证主持人申请补正；不予补正的，应当将申请记录在卷。
第十九条 听证会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会同听证员、记录员在5日内，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书，连同听证笔录报送本行政机关负责人。
卫生行政部门对依法举行了听证会的卫生行政许可事项，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
（一）因不可抗力导致听证会无法按期举行的；
（二）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延期，有正当理由的；
（三）依法可以延期的其他情形。
延期举行听证会的，组织听证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通知听证参加人；延期的情形消失后，组织听证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3日内举行听证会，并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中止听证：
（一）听证会进行过程中提出新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听证主持人认为有待调查核实或鉴定的；
（二）回避申请在听证会开始后提出的；
（三）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审查卫生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继续听证的；
（四）依法可以中止听证的其他情形。
中止听证的情形消失后，组织听证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3日内恢复举行听证，并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听证：
（一）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撤回申请的；
（二）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会，或者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
（三）依法应当终止听证程序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对本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卫生行政许可事项，在规定时间内均未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要求，应当作书面记载，并可以在对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审查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
第二十四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和《江西省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听证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卫生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向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听证权利的义务的；
（二）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证的；
（三）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听证职责的；
（四）未依据听证笔录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的。
第二十五条 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他人员扰乱听证会秩序或者有其他妨碍听证会正常进行行为的，听证主持人有权予以制止或者责令其退场；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不承担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卫生行政部门的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听证的时间，不计算在实施该卫生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期限内；其实施卫生行政许可的期限，自听证程序结束、终止的次日起接续计算。
第二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并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