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法律修改已迫在眉睫(二)
------以湖北京山县佘祥林“杀妻”冤案11年一案作续谈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 前面的话 ]
2005年3月16日《腾讯网站新闻》栏目转载了河南报业网-河南商报《河北青年被定“强奸杀人”而错杀10年详情(图)http://news.qq.com/a/20050316/000431.htm》，以及各媒体做广泛报道后，本人作了我国刑事法律修改已迫在眉睫一文，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作了粗浅分析，该在中国法院岗法制论坛发贴时，被其“总版主-如风”扣下不予发表，不发表的理由为“据河北高院调查后反应，河北高院并没有聂树斌这个案件”，并“建议你的文章做适当修改后再发表”。这里反映出两个刑事法律制度观念中二个非常重要问题，其一，对于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态度，即对冤假错案的态度问题，表面上看“河北高院并没有聂树斌这个案件”似乎很在道理，但试想一下十分可怕，省级行政区域内的死刑案省高级法院会没有这个案子？这种说法完全就是天方夜谭。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中国法院网的负责人也会听信此说法？其二、本文无非认为我国刑事法律存在必须修改的问题，司法制度必须改革以及必须建立错案追责制度的观点，而其“总版主”却要“修改后再发表”。谁也没有料到，在文章发表后不到20天，又发生了更惊人的湖北京山佘祥林案。佘祥林案暴露出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方面更多的问题，这一点在众多的媒体报道中已作披露，已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事实。
媒体报道的主要案情：
1993年腊月初十（阴历）凌晨两点半左右时，佘祥林妻子张在玉离家出走。
1994年4月11日，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水库发现一具无名女尸。县公安局民警经过排查，认为死者为张在玉，其丈夫佘祥林有故意杀人嫌疑。当晚，佘被警方带走接受审查。
1994年4月22日，京山县公安局以佘祥林涉嫌故意杀人将其刑事拘留。
1994年4月28日，京山县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
1994年8月28日，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以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对佘祥林提起公诉。
1994年10月13日，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佘祥林杀害其妻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5年1月10日，该案上诉至湖北省高院后，该院作出（1995）鄂刑一终字第20号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
1996年2月7日，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后将此案移送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起诉，后再次退查。
1997年11月23日，因行政区划变更，京山县检察院将此案呈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1997年12月15日，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佘祥林的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将此案移交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起诉。
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被告人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98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法院接到佘祥林上诉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且该次裁定为终审裁定。之后，佘祥林在沙洋监狱服刑至今。
2005年3月28日，“死亡”11年的张在玉回到家中。
2005年4月1日，佘祥林迈出了沙洋监狱大门。
2005年4月14日，佘祥林重审案将开庭。
（主要案情来源：《腾讯网站新闻》2005年04月04日《湖北京山杀妻冤案追踪：尚存四大疑点(组图)》http://news.qq.com/a/20050404/000113.htm）
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比河北广平聂树斌案幸运的是，佘祥林被留下了“活口”，被害人其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不争的事实让该案各级司法机关无法否认其错案的事实，其也没有回避错案事实的余地。而10年前，王书金没有出现，聂树斌作为河北司法机关的铁案杀掉，而今虽然有王书金被抓获，但河北各司法机关仍有可能、有机会、有手段否认其是错案。因而河北各级司法机关现显出的是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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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暴露出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致命问题
1、佘祥林案错误最直观处在于，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上存在的问题。虽然佘祥林案死者是谁目前尚未确定，也许在很长时间内也是个迷，但佘祥林的罪名是“杀妻”，其妻11年后尚存，显然认定当时的“女尸”是佘祥林妻子张在玉，是佘祥林错案的起点。湖北司法机关以及其刑事鉴定机关当时为何认定“女尸”是佘祥林妻子张在玉，现在不得而知。河北广平聂树斌案，公安机关认定聂树斌是凶手的经过与事实是“估计凶手还会作案，于是布下天罗地网，终于聂树斌出现了”，既然是强奸杀人案，死者身上必定有凶手证据，而聂树斌没有任何犯罪嫌疑人作案留下的证据，又如何认定为凶手呢？刑事案件的认定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光需要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更重要的是要有依法、依据可靠的、科学的刑事科学鉴定出的能够直接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而湖北京山佘祥林案与河北广平聂树斌案在这点上完全属于“异曲同工”，没有死者与佘祥林妻子张在玉同一证明的司法鉴定，没有证明加害人证据与聂树斌同一证明的司法鉴定，产生冤假错案是必然而绝非偶然。
长期以来，在冤假错案中均对司法鉴定制度提出质疑，近若干年来，这一质疑不但出现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且多数民商案件也暴露出同一性质问题，即司法鉴定没有监督机制，司法鉴定结果没有人能推翻。有的民商案件，司法鉴定作了五次之多，且每一次鉴定结果都不一致，试想法院依据此如何判案？又如何能作出公正裁决。民商案件总有申诉的可能，而刑事案件人被错杀，生命则无法挽回。有幸的是，国家已民商案件的司法鉴定作出了统一的改革规定，而刑事鉴定改革尚未提到日程。
对于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中还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刑事司法鉴定费用支付，原张家提出作DNA鉴定，但当地侦查机关要求支付2万元费用，而张家无力支付，故没有做此鉴定，仅以女尸的身高与体形判断。[]刑事司法鉴定费用本应司法机关支付，照佘祥林案如果需要亲属支付，岂不会形成有钱的可能案子不会错，无钱根本不保证案子正确，甚至是100%的错案。
2、对于刑事政策，我国长期以来提倡的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的形而上学观念，导致刑事司法机关，尤其侦查机关，总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进了司法机关的人都是“坏人”，而要证明“坏人”最简单、最省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刑讯逼供。而不是把握“不重口供、重科学证据”的科学态度与科学原则，只要证据不足就放人，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我国实行“只要证据不足，就立即放人”的科学刑事司法制度，相信诸多这样的错案就会大幅度被扼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已作出“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但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的作法是重口供轻证据，湖北京山佘祥林案与河北广平聂树斌案足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查找证据比诈口供要难千万倍，证据是证明犯罪事实的，一个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又何来证据。反过来讲，司法机关找不到证据，又不依法放人，自然就要依据口供，虽然他们明知依口供定罪错案发生的概率必然高，但他们也必须那么做，否则就无法破案。。在《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4日报道，原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因被怀疑是杀人凶手，昆明市公安局两名刑警对其采用了连续审讯、不准睡觉、拳打脚踢等刑讯逼供方式，迫使其“承认杀人犯罪事实”，编造犯罪经过，并在经办干警的带领下“指认作案现场”。导致杜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上诉后被云南省高级法院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直到2000年6月，由于另一起杀人劫车案的告破，才使杜的冤情被洗刷，在关押26个月后被无罪释放一案中，杀人凶器“枪”始终没有找到，但杜培武经二审仍被判死缓。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诉讼法学会副会长陈卫东教授在谈及此案时说“杜培武运气好，在即将被执行前真凶被抓获”，陈卫东教授的意思非常明显，即现行刑事法律制度无法解决杜培武错案，而杜培武能活命是得以运气好。湖北京山佘祥林虽然错案11年但总算活下来，运气也算将就，而河北广平聂树斌的运气则十分差，根本就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与机会。
二、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暴露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大问题
1、刑事诉讼制度的问题：凡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都知道，程序是保证实体问题得以正确裁判的基本保证。在民商案件诉讼中，律师可能向法院提出程序违法的问题，不少法官对律师纠缠程序问题而大为光火。这些能向法院提出程序问题的律师正是在向希望法庭正确适用程序法来保证当事人的实体问题以及合法权益在诉讼中能得到切实保障，这正律师维护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具体体现。在诉讼中轻视程序问题的法官不是好法官，不重视程序问题的律师不是好律师，至少是个不称职的或称业务素质较低的法官或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程序问题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司法机关中，法院审理阶段中的程序问题相对侦查阶段与检察公诉阶段的程序问题显现出来要多些。而侦查阶段与检察公诉阶段中，律师基本无法界入，故其程序问题可以说外界几乎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阶段中，存在的程序违法问题不但无界无法知道，就连法律监督机构的检察院也未必知道，法律监督多数是形式和走过场。
而刑事案件的冤假错案往往在其源头——侦查阶段便开始产生，这就是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的根本重大缺陷之处。而这一问题往往被社会舆论归结于刑讯逼供被掩盖，而不被社会所认识。对于人的生命的法律保证，必须依靠法律，实质上就是必须依靠程序法的正确、科学与正确适用，严格执法来作根本保证，而不是靠教育人、提高人的素质等渠道来间接保证。过去公安机关作为专政工具，其对象是敌人，其工作具有秘密色彩，其工作的依据是政策，这种状况是适应过去专政需要的。而今天的公安机关是政府执法机关，是侦破社会存在的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其执法的依据只有国家法律，既然是执法就应当公开、透明、公正并接受社会、人民群众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这一问题不解决，冤假错案产生的势头将永远不可能得到扼制，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避免。
2、刑事审判中的程序违法：对于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中违法问题，原本理论上可以通过审判程序中正确适用程序法律来加以克服与避免，一个完成的冤假错案，无疑审判程序中也存在严重问题。
在佘祥林案中，“陈卫东说，本案中，高院存有滥用发回重审的嫌疑。刑事二审程序中，上级法院如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但在立法本意上，发回重审应该列为特殊情况。此案中，佘祥林被判决两次死刑，高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5个疑点，讯问承办民警了解原审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却没有查清事实后改判。此前，湖北高院的发言人也称：在案件办理中顶住了“死者的亲属上访和220名群众签名上书”的压力，由于案件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受外界干扰较多。陈卫东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二审法官一般不愿意让案件在自己手中作个了断，就裁定发回重审，回避矛盾。陈卫东认为，本案说明“发回重审”制度存在弊端。另外，近年来建立的“错案追究制度”使法官个人的经济收入、升迁前途与案件的处理情况有着越来越多的联系，这也使得法官愿意将这种职业风险加以转移。”[3]
“根据《刑事诉讼法》，本案的办案程序应该是：京山县公安局侦查———京山县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侦查结束，案件移交京山县检察院———京山县检察院审查后，根据管辖权的规定，将案件移送荆门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荆门市检察院向荆门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荆门中院审理，判处佘祥林死刑———湖北省高级法院进行死刑核准。从披露的事实看，在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后，按照程序荆门中院不能将案件退回到同级检察院。但实际情况是，此案不仅被退到荆门市检察院，而且还被退回到京山县检察院。第二年，此种情况竟再次出现。”对此，陈卫东说：“公民的权利如果法律不禁止便可以行使，但公、检、法机关的诉讼权利属于公权，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则不得行使。”他认为，首先本案中，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把已经二审的案件退回检察机关，导致诉讼程序倒流。 [3]
1997年12月15日，荆门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佘祥林的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将该案又移交京山县检察院起诉，最后案件又被起诉至基层法院———京山县法院。荆门市检察院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退一步讲，即便是这一判断成立，案件也应由荆门中院审理，没有移交基层法院的道理。陈卫东判断，佘祥林案交由基层法院审理的另一个考虑可能是：佘如上诉，荆门中院（发回重审前的一审法院）即可终审判决，不会再出现高级法院二审的局面。佘上诉的结果可想而知，果不其然，后来，佘的上诉被驳回。“违反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3]
在民商案件以及行政案件诉讼中，法院为拖案子，常用法宝是“发回重审”与“中止审理”，其危害性主要想拖案子，在客观上，也有“致诉讼程序倒流”的现象，但一般不显现出刑事案件那样的危害性与后果。而在刑事案件诉讼中，程序违法的严重后果有二：其一、直接裁判错误；其二、不能克服和消除前两刑事阶段中错误，甚至加剧其错误，佘祥林案就是这样的结果。因此形成了“佘祥林案中，当地公、检、法机关践踏司法程序、极力追求佘祥林获罪致使佘蒙冤11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诉讼法学会副会长陈卫东分析称，刑事诉讼中“发回重审”程序存在的弊端和司法机关违反程序办案是造成此次冤案的主要原因。[3]
三、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暴露出司法机关严重违反《刑法》的重大问题
据媒体报道的本案案情，1997年12月15日，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佘祥林的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将此案移交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起诉。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被告人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8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法院接到佘祥林上诉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且该次裁定为终审裁定。之后，佘祥林在沙洋监狱服刑至今。既然佘祥林获“杀妻”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应当是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而“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佘祥林的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那佘祥林的行为是一个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杀人犯，那佘祥林的行为是个什么样的行为呢？佘祥林妻子张在玉离家出走近三个月后，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水库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最后司法机关认定是佘祥林“杀妻”，对于佘祥林而，要么构成犯罪获刑，要么无罪，最后认定“被告人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其完全违反我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