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


　　《贵阳市农林种子生产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已经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４日
　　　　　　　　　 贵阳市农林种子生产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种子管理工作，维护农作物和林木种子生产者、经营者及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种子质量，促进农业、林业生产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及有关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种子，是指用作播种和繁殖农作物和林木花卉的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食用菌苗种等繁殖或种用材料。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种子生产、经营的单位或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蔬菜行政管理部门和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主管本市蔬菜种子和其他农作物种子工作。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林木和花卉种子工作。
　　各区、县（市）农作物、林木、花卉种子生产、经营的管理工作由各区、县（市）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
　　蔬菜、农业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具体实施种子生产、经营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等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种子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第六条　本市实行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凡从事种子生产、经营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持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第七条　生产、经营商品种子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使用国家规定的统一合同文本。
　　蔬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加强对生产、经营商品种子合同的监督管理，跟踪监督合同的履行。

第二章　种子生产





　　第八条　从事种子生产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播种前一个月持有关证明分别向蔬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
　　蔬菜《种子生产许可证》由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农作物和林木、花卉《种子生产许可证》分别由生产所在地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审查、核发。


　　第九条　《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当载明生产地点、作物种类、品种、面积、有效期。
　　一年生植物的《种子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种子的一个生产周期，多年生植物的《种子生产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有效期由发证机关决定，但不得超过该植物的生长期。
　　禁止伪造、涂改、转让、出租、出借、出卖《种子生产许可证》。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无证或超范围、超规模生产商品种子。


　　第十条　从事种子生产的单位或个人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繁殖种子的隔离、栽培条件，具有无检疫性病虫害的种子生产基地；
　　（二）有相应的专业种子生产、检验技术人员；
　　（三）所生产的种子是审定通过的品种，杂交种亲本种子除外；
　　（四）对所生产的种子能提供可靠的田间检验结果；
　　（五）法律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林木种子生产除应具备上述条件外，还应当同时具备由省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确认的林木种子生产基地或采种林分。


　　第十一条　在林木种子生产基地内采种的，由基地经营管理者组织进行；在林木种子生产基地外采种的，应当遵守当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采摘期。
　　禁止抢采掠青、损坏母树和在劣质林内采种。


　　第十二条　生产种子的单位或个人，必须严格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苗产地检疫规程。生产的种子必须达到国家或省规定的等级标准。
　　商品种子生产应当建立生产档案，并接受县级以上蔬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预约生产种子的，应当签订《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向本市以外地区预约生产杂交玉米、杂交水稻种子、蔬菜种子，签订《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后，应经供种方所在地县级以上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第三章　种子经营





　　第十四条　种子经营者应当持有关证明文件分别向蔬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凭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蔬菜《种子经营许可证》由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和林木、花卉《种子经营许可证》分别由经营所在地的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审查、核发。
　　禁止伪造、涂改、转让、出租、出借、出卖《种子经营许可证》。


　　第十五条　《种子经营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未经年检的，其《种子经营许可证》自行失效。


　　第十六条　种子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对所经营种子能正确识别种类，鉴定质量和掌握种子贮藏技术的保管人员；
　　（二）具有与经营种类、数量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加工、包装、贮藏保管设施和检验种子质量的仪器设备；
　　（三）具有与经营种子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资金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经营的种子应当附有有关部门签证的《种子质量合格证》。


　　第十八条　销售的种子应当加工、分级、包装，未经加工、分级、包装的种子原则上不得销售。大包装或进口种子可以分装，分装单位应当对种子质量负责。


　　第十九条　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和种子说明书，标明作物种类、产地、生产日期、品种名称、品种特征特性（栽培要点）、适用范围、净含量、质量、检验日期、保质期、加工销售单位等事项。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包装内的种子相符。没有标签的种子不得销售。
　　经营进口种子的，应当附有中文标签。其内容应当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定。


　　第二十条　乡镇农技站（或农技服务组织）在取得经营农作物常规品种的《种子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后，可以接受有经营权单位的委托，开展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代销业务，但必须纳入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供种计划，并与委托代销的单位签订载明双方权利、义务的代销协议书或合同，在本乡镇开展代销业务。

第四章　种子质量监督





　　第二十一条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种子质量监督、检验工作。


　　第二十二条　市蔬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派员对种子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场所进行检查，查验有关材料。检查应在当事人在场或二人以上见证时进行。
　　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证件并佩带标志。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其执行公务。


　　第二十三条　禁止生产、经营假种子。本办法所称的假种子是指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种子冒充他种种子。


　　第二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劣质种子：
　　（一）超过保质期的；
　　（二）质量低于国家规定种用最低标准的；
　　（三）因变质不能种用的；
　　（四）有害混杂种子比率超过国家规定的。


　　第二十五条　种子经营者对经销的每批（次）籽粒种子，应取样封存，保留样品，以备复检和仲裁时使用。封存的样品保存到该批种子用于生产收获之后。


　　第二十六条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为保证生产用种需要，使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质量标准的农作物种子的，必须经用种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达不到国家或地方质量标准的林木种子的，必须经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种子销售单位在供应根据前款规定的种子时，应当用二号黑体字在标签上注明，并说明种子实际质量，作好生产指导工作。


　　第二十七条　种子生产、经营者和管理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植物检疫法律法规规定，防止危险性病虫杂草蔓延。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按照本办法第四条所定的职责分工，由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或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生产未经审定的种子，处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的规定，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包括赔偿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停止采种，赔偿损失、没收种子。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的规定，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的规定制止其经营活动，扣押种子；给使用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责令赔偿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


　　第三十五条　农、林种子生产、经营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从合同的角度对处理爱心捐款的法律思考

作者：蒋俊峰，江苏省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225300）


1995年七月,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职工余辉被确诊为慢性粒性白血病,需要25万元多元进行骨髓移植,同年12月22日,横县地税局向全国地税系统发出了紧急求援信,并表示地税局将对捐款进行监督,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抢救上,信的落款是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加盖了公章),并注明了转帐开户行及账号。截至1996年6月5日,共收到四川贵州海南等全国各地的193笔捐款,共计22万余元,但爱心没能留住余辉的生命,共用去医疗费用9.8万余元,还有14万余元,地税局以工会的名义把钱存在银行,余辉的父亲要求把这14万余元作为余辉个人的遗产进行处理。(详情请见2002年11月4日扬子晚报B3版报道:捐款能否当作遗产)
类似的纠纷并不少见，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全国首例追索募捐款案。
1997年12月23日，全国首例追索募捐款案，在陕西省礼泉县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原告杨尔特，男，12岁，因患白血病无力医治，向社会求助，在礼泉县有关领导的建议下，由陕西省礼泉县教育局（以下简称教育局）、中国教育工会陕西省礼泉县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育工会）联合向全县师生发出了“向杨尔特同学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的倡议书，倡议全县师生为杨尔特捐款治病。教育局、教育工会先后收到30个单位的捐款，共计40482.05元。教育局、教育工会将其中1万元支付给杨尔特，2.2万元支付给其他四位同样患白血病的师生，余款存入银行。原告向教育局、教育工会索要其余捐款未果时，遂将教育局、教育工会推上了被告席，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如数返还募捐款并赔偿原告为索取募捐款造成的经济损失4569.20元及精神损失3000元。
礼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原、被告双方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募捐款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二是《民法通则》条款的适用问题。
原告认为：原告与捐款人之间形成赠与关系，与被告之间形成代理关系。捐款人为原告治病捐款，被告为30个捐款单位出具了“为杨尔特募捐款”的收据，因而原告是募捐款的所有人，有权获得全部捐款，被告作为募捐款的收集人，是原告杨尔特的代理人，被告将给原告的募捐款挪作他用，侵犯了原告即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属侵权行为，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最高院意见）第129条“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63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予以判决。
被告认为：原告与捐款人之间的赠与关系不成立，被告不是原告的代理人。本案属于捐赠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它不是由赠与人直接将赠与物交付受赠人，而是由被告间接转赠给受赠人，只有捐赠人认为被告违背了他们的意愿，没有尽到把捐款交给杨尔特手中的义务时，他们才有权请求被告履行转赠义务，原告无权主张该权利。赠与是实践性的法律行为，被告将募捐款中的1万元转交给了原告，这1万元捐款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其余捐款未转交原告，原告对其余捐款不享有所有权。其次，原、被告在这次募捐活动中，虽然发生了《向杨尔特送温暖、献爱心》的倡议书，但它是以被告的名义发出的，并不是以杨尔特的名义发出的，原告杨尔特只是一个特定的捐助对象而已，因此，原、被告之间的代理关系不成立。再次，被告同时认为，这次募捐活动，从捐赠目的看，并非为原告一人治病捐赠，还应包括其余四位白血病患者，被告将2.2万元支付给其他四位白血病患者是成立的。应依据《民法通则》第72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和最高院意见第128条“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的规定予以判决。
经过6个多小时的庭审，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礼泉县人民法院当庭进行了宣判，认为：“原告杨尔特因患病，向社会各界求助，被告礼泉县教育局、教育工会得知后，向全县各校师生发出倡议书为杨尔特捐款的行为，弘扬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告以原告杨尔特名义倡议并收取的捐款，应归杨尔特所有，并应及时付给杨尔特，但礼泉县教育局、教育工会将其中1万元付给杨尔特，其余30482.05未付，显属不当。故原告杨尔特请求被告给付以他名义收取的募捐款的剩余部分，依法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赔偿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因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134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于判决生效后立即付给原告捐款30482.05元。
(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礼泉县人民法院是适用《民法通则》第4条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审结此案的，如果从合同的角度出发，此类案件该如何处理呢？本文以能否把这笔爱心捐款作为遗产处理案为例进行分析（事实上，一二审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不同的判决）。笔者认为处理本案的关键在于确定这笔捐款的性质和所有权的归属,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本案中,横县地税局向全国地税系统发出了紧急求援信,这实际上是一个要约邀请,也就是希望全国地税系统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各地的好心人纷纷慷慨解囊,把捐款寄到地税局指定的账户上,是一个要约行为,是向横县地税局订立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横县地税局受下捐款是承诺,经过这样的要约承诺,捐款者和横县地税局之间订立了一个赠与合同,这个赠与合同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附义务的,因为有很多捐款者明确指定了捐款的用途是给余辉治病,即使有些捐款者没有明确捐款的用途,但他们捐款的用意是鲜而易见的,况且横县地税局在求援信中已明确了捐款的用途,故应当判定这些赠与对赠与财产的使用附有条件,受赠人应当按照赠与人的指示和自己的诺言履行双方约定的义务。
那么,受赠人究竟是谁呢?可不可以是余辉个人?笔者认为,不可以是余辉,只能是横县地税局。理由如下：
(1) 赠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捐款者和横县地税局。余辉不是合同一方，受捐款的只能是横县地税局,不能是余辉。
(2) 有观点认为,余辉是特定的受赠人,横县地税局仅是对该捐款行使财产代管权,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横县地税局享有的对捐款用途的监督权。因为本案中的横县地税局享有监督权,能够对捐款的使用进行监督,防止这笔钱用于对余辉进行治疗外的其他方面,如发生这种情况,应当及时制止并纠正.这种监督权是基于捐款者对捐款用途的指定和地税局自己的许诺而产生的,对捐款的使用者而言是监督的权利,对捐款者而言,却是监督的义务。因而,不能放弃这种监督权。现在不妨假设这笔捐款属于余辉和其家人所有,余辉和其家人就享有这笔钱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想怎么处分,他人无权干涉,而实际上这种监督权可以对抗所有权,所有权受到监督权的制约,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的.所以这种假设不能成立,余辉不享有捐款的所有权.只有让地税局享有捐款的所有权,才能解决监督权优于所有权的矛盾。
(3) 或者可以认为捐款的所有权归余辉和其家人,横县地税局享有的监督权是赠与人授予的,是地税局代理赠与人行使的。这种情况下,监督权对抗所有权是合法合理的,既然是代理监督,地税局就更应该忠实于被代理人,更好的行使监督权,以履行对被代理人的义务。如果捐款不用于给余辉治病,可以代理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因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由于余辉死亡后,受赠人无法按照约定履行这样的义务,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实际是违约行为,而违约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所以笔者认为这里的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应当在有过错时才是不履行,没有任何过失的无法履行也是不履行,而且这个不履行也不是由于不可抗力(病故不属不可抗力)造成的,因此,赠与人应当享有撤销权.故地税局作为赠与人的代理人有权利撤销这样的赠与。
所以,无论这些捐款是捐给地税局的,还是捐给余辉的,最终这些钱应当保留在地税局,而不是余辉的家人手中。
现余辉之父以原告的身份把地税局告上法庭,由于案件的处理牵涉到捐款者的利益,捐款者可能想行使撤销权,但捐款者远在其他省份,不知道案件情况,不知道已经发生了行使撤销权的原因,应当由法院发布公告通知捐款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较为合适,由于第三人可能考虑参加诉讼的成本而不一定愿意参加诉讼,故要求第三人在一定期限内以信函的形式申报权利并说明对捐款的处理方法较为科学合理,如第三人(赠与人)在规定期限内说明其捐款如何处理, 按其意思办理,如果没有以一定形式申报权利,视为放弃(赠与人的撤销权仅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可以放弃),横现地税局有权按照自己的主张将这些捐款按比例退还给捐款人,或者捐给当地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