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57号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10月17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

　　　　　　　　　　　　　　　　　　　　　　　　　　　　省长　石秀诗
　　　　　　　　　　　　　　　　　　　　　　　　　2001年10月29日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管理，防御、减轻气象灾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人工影响天气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人工影响天气，是指为防御、减轻气象灾害，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在适当条件下通过科学手段对局部大气的物理、化学过程进行人工影响，实现增雨（雪）、防雹、消雨、消雾、防霜等目的的活动。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导，实行分级责任制，将人工影响天气事业纳入同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根据防灾减灾的需要和有关规定，增加资金的投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同级气象主管机构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人影办）负责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归口管理、计划制定以及监督和指导，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第六条　空域管制、军事、财政、计划、公安、通信、农业、水利、民航、安全生产管理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第七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适当的天气条件和作业时机；
　　（二）得到空域管制部门的批准；
　　（三）避开人口稠密区和重要、高大建筑设施；
　　（四）通信畅通；
　　（五）指挥人员和操作人员持有上岗资格证书；
　　（六）作业工具经过严格检查，并经省人影办确认合格。


　　第八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组织，必须具备相应的人员、技术、装备、通讯等条件，并向省气象主管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查合格后，由省气象主管机构统一颁发《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资格证》。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省人影办负责组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和上岗资格证的发放等工作。未取得上岗资格证的，不得参加作业。


　　第九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组织，使用飞机、高炮、火箭等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前，必须向省人影办提出空域申请，由省人影办向有关空域管制部门履行申请手续。空域管制部门在接到申请后，应当及时批复。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应在批准的空域和期限内进行。作业结束后，应当及时向空域管制部门报告。未经批准不得实施作业。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组织，在确保防灾减灾任务的前提下，根据用户特殊需要开展人工影响天气服务所需经费，由用户承担。


　　第十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区域、作业点（含火箭预定作业点和飞机作业区域）的设置、移动、撤销，应由地（州、市）、县（市、区）人影办逐级提出申请，经省人影办会同空域管制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必须严格执行安全制度，按操作规程作业。作业组织应当为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办理人身安全保险。
　　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中发生事故，应立即按有关规定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由各级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和试验用的专用装备（含高炮、炮弹、火箭弹、焰弹及其相应的发射装置和催化剂发生器等），必须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技术标准，并由省人影办按有关规定统一组织购置和配发。禁止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购买、拥有和转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备。
　　人工影响天气专用装备的运输、使用、保管和维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省人影办负责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备进行年检。年检不合格的必须停止使用，按规定进行检修。检修达到国家和省规定标准的可继续使用；达不到标准的，必须报废。禁止使用有故障的高炮、火箭。


　　第十四条　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环境规定范围内，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进行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有不利影响的活动，不得侵占作业场地，不得损毁、丢失、擅自移动人工影响天气专用装备及相关设备。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按标准统一建设炮库、车载火箭用房、值班室，配备通信设施，建立人工影响天气指挥系统、通讯系统和天气监测预警系统。


　　第十六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重大项目攻关、新技术开发与推广运用、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活动。
　　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中需要应用科研成果的，必须报省气象主管机构审定后，方可推广。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及其装备需参与当地其他活动，须征得省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


　　第十七条　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气象主管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给予警告，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不遵守人工影响天气操作规程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
　　（三）擅离职守贻误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时机的。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擅自购置和配发人工影响天气专用装备的，由省气象主管机构给予警告，责令停止使用。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

　　2012年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活跃、成果丰硕的一年。为促进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携手,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的意义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要求。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这是我国第一次在部门法律中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的意义,有学者认为,首先,将其明确作为刑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整部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起到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其次,也会带动其他某些部门法的制定或修改时更加重视贯彻“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宪法原则。也有学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既是落实宪法要求的体现,也是给“惩治犯罪”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特别是给刑事诉讼中的公权力“系好安全带”。有学者总结,修改后刑诉法在加强人权保障的指导思想下,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措施:改革完善辩护制度,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完善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进一步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强化检察机关保障人权的法律监督职能。

　　总之,大家普遍认为,修改后刑诉法明确地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并通过修改、补充和完善相关具体制度和程序,加强刑事诉讼活动中对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的规制和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护,增强诉讼的透明度和对抗性,翻开了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和民主司法的新篇章,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史上新的里程碑。

　　二、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

　　辩护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围绕刑诉法修改关于辩护方面的新规定及其落实,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学者认为,关于律师法与刑诉法相互冲突的问题,在修改后刑诉法中大体得到解决。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人的责任”给予重新定位,确立了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的辩护格局;明确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并完善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对传统刑事辩护理论提出挑战。“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才是辩护活动的真正归宿。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量刑程序改革的兴起,中国的刑事辩护逐步具有了包括“无罪辩护”、“量刑辩护”和“程序性辩护”在内的多元化辩护形态。

　　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的问题,学界存在较大争论。有学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第36条在列举辩护律师侦查环节的职能时并未明确律师有无调查取证权,加之修改后刑诉法第41条在此次修法过程中没有变化,此外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表明律师在侦查环节没有调查取证权。另有学者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后,侦查阶段的律师已具备辩护人身份,刑诉法第33条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地位,据此按照第41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当然具有调查取证权。此外根据第40条也能佐证上述观点。还有学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规定并不清楚,在此情况下,从有利于被追诉人原则出发,应当解释为辩护律师有权进行调查取证,但调查取证权的范围有所限制。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也是此次辩护制度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首先,在援助对象上,从原来法定法律援助的三种人扩大到五种人,增加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其次,在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上,由原来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最后,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将“法律援助的责任”从过去由律师承担改变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有学者评价,尽管此次修改距离解决现实需要仍有较大差距,但毕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事业仍应不断完善。

　　三、关于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石,也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刑诉法修改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作了重要完善。其中,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解决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等内容,均是证据部分修改的重点。学界普遍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所作修改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新规定,既是立法修改的重点,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关于证明责任问题,修改后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刑诉法中明确证明责任的分担。然而,关于立法中使用了“举证责任”而非“证明责任”,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的核心是结果责任,而非行为责任。从举证行为看,能够驱动举证行为的可以是责任规范,也可以是权力规范。因此将“举证责任”改为“证明责任”更为适宜。

　　关于证明标准问题。修改后刑诉法第53条增补了第2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是我国通过立法方式对刑事证明标准中“证据确实、充分”作出进一步解释。有学者分析,其中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能够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修改后刑诉法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我国尚不存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的现实条件和程序保障。将“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等同,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尤其在死刑案件中,可能使司法人员产生证明标准降低的误解。

　　四、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范适用

　　规范侦查行为,提升侦查能力,是修改后刑诉法在完善侦查程序方面的主要内容。侦查程序的完善在强化权利保障的同时加强权力制约,着重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取证行为。同时,出于侦查犯罪的需要和加强程序规制的考虑,在“侦查”章中增设“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从第148条至第152条对技术侦查、隐匿身份的侦查以及控制下交付三种特殊侦查手段作出规定,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首先,对技术侦查规定立法的整体评价。有学者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侦查程序所做调整中,最大的一项变化就是将技术侦查措施正式写入法律。该项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技术侦查这一敏感、重大的公权力开始由政策管理转向法治管理,是“政策技侦”向“法治技侦”转型的重大开端,具有历史性进步。从检察机关视角看,技术侦查措施的增加为今后的侦查工作提供了更多选择取证方式的机会,有利于减轻检察机关对口供的依赖,为获取更多物证、书证创造条件。但是,有学者指出,修改后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采用了一些诸如“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等模糊用语。因此,在政策与法律双重规制的现实情况下,技术侦查权的行使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同时,仍需依赖政策调整。

　　关于自侦案件中检察机关是否有秘密侦查权的问题,存在争议较大。有人认为,赋予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秘密侦查权是必要的,有利于打击贪腐犯罪。对此有学者表示反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检察机关不享有秘密侦查权:首先,刑诉法规定秘密侦查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的这一表述本身意味着秘密侦查不适用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其次,从刑诉法的表述上看,虽然“侦查机关”的表述涵盖了检察机关,但是关于秘密侦查部分并未涉及检察机关。最后,以情理、法理、案件的需要来论证检察机关是否有秘密侦查权缺少法律依据,法律未授予的公权力不得行使。折中论者则认为,秘密侦查权能否适用于自侦案件,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五、关于强制措施的适用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乎国家权力行使和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有学者评价,修改后刑诉法对强制措施作了大幅修改,完善了强制措施的基本内容,强化了强制措施体系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在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之间加以平衡,其进步意义重大。

　　有学者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使审查逮捕中的几项工作发生较大变化,其中尤以审查逮捕条件中的“逮捕必要性”为最。针对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的问题,修改后刑诉法将原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为五类具体情形。为保证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增加规定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规定。对逮捕条件的细化和审查批捕程序的完善,特别是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将给检察机关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挑战。

　　此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中和修改后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修改后刑诉法将监视居住定位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规定了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并明确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定性以及适用条件、法律后果问题,学界存在一定质疑。有人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法律性质上不同于通常的监视居住,也区别于其他羁押性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事实上成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种类。修改后刑诉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尚不够具体,给办案机关留下过大裁量空间,容易导致滥用。为此,建议进一步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强制措施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采用“准司法化”的适用程序、细化适用条件,以确保适用的慎重性、妥当性。

　　六、关于庭前审查和准备程序的改革

　　审判阶段是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和判处刑罚的关键阶段,其改革完善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重头戏,涉及内容广,修改条文多,改革力度大。主要分为对现有程序加以完善和增设特别程序两大部分。

　　关于卷宗移送制度的改革。修改后刑诉法第172条规定,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法院。有观点认为,这一修改恢复了1979年刑诉法规定的“卷宗”移送方式。针对这一观点,有学者指出,此番修改并非对1979年刑诉法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对司法实际反思的基础上作出的更为理性的选择:首先,由于修改后的卷宗移送制度不提审被告人、不在庭前审查阶段调查核实证据、法官不在庭前对案件进行实质处分,由此将可能产生的法官预断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其次,修改后刑诉法第38条赋予辩护人在审前阶段可以看到全部卷宗材料的权利,有力保障了辩方的先悉权;最后,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相关配套制度,可以防止卷宗移送制度重回1979年刑诉法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