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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

时间:2024-05-04 01:40:34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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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12月14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在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
第三条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
教师应当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严于律已,为人师表,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依法履行义务。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努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稳定教师队伍。
全社会都应当树立尊重教师的良好风尚。
第五条 省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省的教师工作;市(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教师工作。
各级人事、财政、计划、劳动等部门,分别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同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有关的教师工作。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根据国家规定,自主进行教师管理工作。
第六条 实行教师资格制度。取得教师资格必须具备《教师法》规定的条件。
对不具备《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资格学历而申请获得教师资格的公民,必须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任教的,可以直接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非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任教的,可以按同等学历取得教师资格。
取得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学生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获得中级技工以上技术等级证书。
第七条 教师资格按下列规定认定:
(一)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二)中学、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教师资格由市(地)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三)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资格由省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认定;
(四)技工学校教师资格由省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劳动行政部门认定;
(五)省属普通高等院校教师资格由省教育行政部门认定或者委托高等院校认定;
(六)中央驻本省院校教师资格由其主管部门认定。
成人教育学校、社会力量所办学校的教师资格,依据其学校不同的教育层次,按前款规定的办法认定。
凡被认定合格的教师,由认定部门颁发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
第八条 取得教师资格的公民首次任教,须经过一年的试用期。
取得教师资格五年内未任教,后又从事教师工作的,须经录用单位试用一年并考核后,报教师资格认定部门复审教师资格。
教师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由教师资格认定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并收回其教师资格证书。
第九条 师范类毕业生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分配其从事教育工作,实行师范类毕业生服务期制度。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期不低于五年;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生(含研究生)和非师范院校师资班毕业生服务期不低于八年。
师范类毕业生服务期内不得脱离教师岗位;达到规定的最低服务期要求调离教师岗位的,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条 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实行教师聘任制的具体办法由省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制定教育培养、培训规划,发展并办好师范教育,完善教师培训基地,组织非师范院校承担培养、培训教师的任务。
第十二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教师考核制度,制定考核标准,指导、监督教师考核工作。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负责对教师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进行考核。
教师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受聘任教、晋升工资、奖惩的依据。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教师法》规定的教师工资待遇。建立和完善教师工资按月足额发放的保障机制,将国家支付工资教师的工资和国家补助、集体支付工资教师的国家补助部分全额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教师工资应由乡(镇)支付而尚未建立乡级财政的,应当积极
创造条件逐步做到。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征收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费附加实行乡(镇)征收、县代管、乡(镇)使用,首先保证国家补助、集体支付工资教师的工资发放。
第十四条 中小学教师的职务等级工资在国家规定的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提高百分之十。技工学校、乡(镇)成人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中小学、技工学校、乡(镇)成人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连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满三十年的,其退休金按原工资的百分之百发给。
中小学、成人学校教师在乡(镇)、村学校任教的,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向上浮动一档工资,任教不满八年调离的予以撤销,满八年的予以固定。八年后继续在乡(镇)、村学校任教的,再向上浮动一档工资。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将一定数额的国家补助、集体支付工资的合格教师转为国家支付工资的教师,在本世纪末实现将国家补助、集体支付工资的合格教师转为国家支付工资教师的目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不断改善和提高国家补助、集体支付工资的中小学教师的待遇,逐步做到工资收入上与国家支付工资的教师同工同酬。
前两款规定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教师住房的建设、租赁、出售实行优先、优惠,使教师人均居住面积高于当地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第十七条 教师医疗享受与当地国家公务员同等的待遇。医疗机构应当为教师的医疗、保健提供方便。
中小学特级教师享受当地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医疗待遇。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卫生行政部门对三十六岁以上或者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每二至三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对其他教师可视实际情况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第十八条 公共文化场所,应当对教师实行优惠并提供方便。图书馆办理借书证,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门票对教师实行半价优惠;公园在教师节对教师实行免费开放。
第十九条 企业和社会力量所办学校的教师待遇,由主办者予以保障。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在教师节期间集中组织开展广泛的尊师重教活动,听取教师对实施《教师法》和本办法的意见,采取具体措施为教师排忧解难。
第二十一条 建立教师表彰、奖励机制,完善教师奖励制度,奖励优秀教师。对有重大贡献的教师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对三代以上多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成绩优异的家庭,可以由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
教育世家”荣誉称号。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尊师重教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教师法》和本办法的行为,《教师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有处理规定的,依据《教师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对违反《教师法》和本办法的行为,《教师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没有处理规定的,由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2月14日
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看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

孙景兰 赵花蕊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内容摘要: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是现代社会两股重要力量,近些年来彼此的不断进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但由于其自身的发育还远未成熟,仍处于探索与改革中,致使两者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紧张的对立。然而我们在透析这无序局面的表征后,更应看到两者的统一性,即依笔者看,应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立场,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并努力寻找解决途径,完成合理构建,以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和保障社会公正。
关键词:新闻自由 新闻舆论监督 司法 对立 统一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蓬勃开展起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发展民主,健全法制,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有比西方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和责任,以致有人将其视为我国现行的六大监督体制之一。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理论
舆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只是消极的反映社会,反映公众集合意识的倾向,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活动与行为方式。舆论的定义,作为人们对舆论本质特性的认识,往往由于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舆论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监督作为舆论的一个基本功能,却得到了一致性的认同。
所谓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公众意见所具有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来监督、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超过现实社会所认可的社会道德底线时,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马克思语),对这些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现代社会里,公民个人信息不畅、力量弱小,如果独靠一己之力,其作用与影响十分有限,而新闻媒体依靠新闻所具有的新鲜性、及时性、广泛性、开放性的特点,成为公民舆论的代言人,因而新闻舆论监督也就成为了舆论监督的主导形式,成为推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明确规定,但是世界多数国家普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权利。我国宪法也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相关规定,但是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两条宪法性的规定是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关系,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双重的保障。
二、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对立
正如上面提到的,新闻媒体在信息流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基于其自身具备的典型性特点,使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另一方面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的特点,也使得司法对新闻舆论监督具有极强的排斥性,由此两者产生激烈的冲突。从价值取向上讲,司法活动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司法公正以司法独立为前提;新闻舆论监督则是以媒体的新闻自由等构成的表达自由为基本的价值理念。由于作为司法独立核心的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性原则,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在这两大社会力量各自的进步与完善的进程中,其矛盾与冲突,也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并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在新闻舆论与司法的冲突中,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对是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逐步走向“商业化”。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寻找新闻“热点”,新闻媒体往往聚焦公众关注的大案要案,对被害人状告无门、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司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政机关以权压法等等一系列的案件,尤其给予了特别青睐的目光。在这当中,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保障了案件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促进司法正义目标的实现,大快人心;另一方面,虽然新闻报道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每一篇报道都会寓记者、编辑的主观性和倾向性于其中,尤其是批评性报道,所以在每一篇报道中难免有经过记者有意或无意的渲染。这样一来,使司法机关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之下,对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裁判量刑构成了障碍。
第二对是新闻舆论监督的行政化倾向与司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从第一对矛盾中引伸出来的,是一对深层次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体总是带有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性质,各级新闻媒体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宣传部门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在党报或者是机关报中刊登的批评性报道,一经刊登就会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会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进而领导就会做出批示,从而为案件的最后审理结果定下基调。这里就表现为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准则。“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我国的各级司法机关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要接受人大的领导,司法机关的各项费用都来自于各级财政,我国又是一个相对重行政权的国家。因此使我国的司法机关无法逃出行政权的樊篱,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当新闻舆论向社会发出某种信号时,司法机关就不得不重视。从而使行政权牵着司法权的“鼻子”走。
第三对则是司法过程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原告人或被害人对待新闻舆论监督是否介入的态度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本就是司法过程中存在,当我们从新闻舆论与司法两者关系的角度考察时,又能突显出两者间另一层面的对立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之所在,社会任何一个群体总是力图趋利避害。原告人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及时、准确的处理。当原告或者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是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时,为防止“暗箱操作”,防止自身利益受损,他们就会诉诸于新闻舆论,希望以此种方式来促成案件的解决。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当事人诉诸于舆论而使案件得到重视并迅速解决的案例屡见不鲜。从被告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讲,为防止新闻“审判”和传媒“声讨”,他们不希望新闻舆论介入到司法中。当新闻媒体介入到司法中来的时候,新闻媒体带有主观性与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势必对执法者产生一定的舆论压力,司法人员不得不重新审视案件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影响到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其表现往往是加重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惩罚力度。
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在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排斥论,另一种是监督论。
排斥论的观点主要是由法学界所坚持。持排斥论者认为,如果让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则对执法者会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会对司法者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对违法者和受害者则可能出现不公正的对待。总体而言,就是如果让舆论监督司法,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与司法独立。但是在当代中国除了这个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的主流新闻媒体往往属于“党报”性质或者是属于某一特定机关的“机关报”,而我国又是一个比较重视行政权的国家,由此可见,我国的新闻媒体受到行政权的干预很大,而批评性的报道一经刊登,则意味着是对司法机关发出一种信号,而令司法者不得不对此案件另眼相看,从而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监督论的赞成者则是新闻界。由美国大法官斯特瓦特创设的“第四权力理论”,这个“第四权利力”指的就是新闻舆论,它虽然不是国家权力,但是它随着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的日益增强,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也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同样是一种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社会权利。新闻界认为,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不仅可以使司法人员加强自己的责任心,保证案件能及时,正确的处理;也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的对国家活动,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参与权和知情权。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也可以使国家的政法,经济,文化生活在法律和道德所规范的界限内活动。
三、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统一
矛盾分析法是指导我们认识事物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在于承认在一对有机矛盾中对立性和同一性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基本属性。任何一对矛盾,总是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是矛盾内部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任职作为一对矛盾体,我们也不能忽视或割裂其内在的统一性,即所谓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新闻舆论监督还是司法都是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通过文字、图片等特有的方式向广大受众报导事实的真相。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导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倾向性,但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客观真实,作为新闻报导的内容力争做到客观真实。司法则是通过证据调查,来查明案件的事实,以司法文书的形式来达到对守法者行为的肯定性的评价,对违法者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第二,司法与新闻舆论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司法通过依靠符合社会一般人利益的公共意志,即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惩罚违反义务之人,司法所依据的是法律上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参照实体法,也要依据程序法,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即道德来评判是非,否定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
第三,司法活动与新闻舆论监督都是靠公信力才具有生命力。“只有最崇高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正确丰富的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中拯救出来。”(普利策语)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是代表公民行使知情权,表达自由权,批评建议权,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和监督,因此,这要求新闻媒体本身就要有高度的自律意识,清醒的“角色意识”。过多不当的报道,所形成的不当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大大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同样,司法活动中也十分强调公信力的表现,公示主义,审判公开原则等等都彰显了其对公信的强调。
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其实司法和传媒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是正常的、必然的、客观的现象,它决不是无序的,但放任它的激化与升级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当努力推进两者良性互动局面的形成,然而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调整与磨合过程,因为这两大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必须是在清晰的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其有赖于我国各项制度完善。已有学者提出,应尽早制定一部《新闻法》或者是《大众传播法》,亦或者是一部《舆论监督法》,这样可以有效的协调司法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使新闻舆论更有效的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发挥其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同时也使司法工作能在舆论监督下保持其应尽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确,制定一部有关新闻、舆论、大众传播的法律的确是现代法制国家,也是我国法治进程所必须的。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民主和法制建设都不甚完善,司法和传媒都还不够成熟,过早制定一部这样的法律,容易使舆论监督的手脚被束缚,从而限制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也不利于拓展司法透明的空间。更何况,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并不具备出台这样的法律的现实土壤;即使强行出台也只能落得个被束之高阁的下场,难以实现应有的法治目的。
那么,在笔者看来,当下我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是从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公众三方面努力,积极推动良性互动的实现进程,具体来讲如下:
首先,新闻媒体,尤其是作为报道有关政法方面的新闻工作者,应形成较为专业化的特点,即既要有过得硬的新闻理论素养,又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要尊重司法机关和司法规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避免新闻侵权,负有责任感,审慎客观,切忌盲目和随意。新闻机构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事前检查和事后监督体制,明确记者和编辑的责任。从具体制度上讲:
第一,严格限制新闻媒体评论仍处于诉讼中的案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阶段,新闻媒体对案情发表的评论应当主要限于程序是否违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而对于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应当发表任何评论。对于处于审判阶段的案件,也不能发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更不能对案件的处理随意下结论。第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即使是司法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确有违法违纪行为,新闻媒体都不可以对司法机关人员进行人身攻击,不可以播出或刊发任何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人身侮辱和人身攻击内容的报道和评论,只能就事实说话,要维护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另外,还有记者的法庭报道和采访要经法院同意等等。
其次,司法机关要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办案效率与水平,严格依法办案,增强自己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坦然面对新闻监督,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司法权威的前提下,落实审判公开的原则,允许新闻记者旁听并做必要的采访和报道;同时也要看到正确的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新闻舆论监督的特点,对新闻监督的失误持宽容态度。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在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灵活的姿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与中央新闻单位座谈会上即指出,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他希望新闻单位和人民法院之间相互了解、理解、谅解,互相支持、合作,共同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肖扬还同时提出了保护正当舆论监督的六点要求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六点期望。这些都有利于两者的衡平与和谐关系的建立。
最后,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认清新闻监督和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正确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问题;同时要做到客观面对新闻报道,尊重事实,不盲从。
五、结语
总之,随着新闻媒体、司法机关以及公众的不断成熟,随着制度上、观念上不断完善的准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定能合时宜的出台一部能被人们接受并得到很好施行的有关新闻舆论的法律,以很好的推动和促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活动的良性互动,实现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健康有序进步。

参考文献:
1. (法)奥舍罗夫、(苏)斯皮里多诺夫:《社会舆论与法》, 新华出版社(1991)
2. 刘建明:《天理民心——当代中国的社会舆论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3. 刘建明:《基础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 秦志希:《舆论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5. 孙国华 :《社会主义法治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页。
6. 孙国华 :《社会主义法治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4页。
7. 刘智峰 :《走向司法公正》,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8、何梓华:《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9、侯 键:《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10、郭志媛:《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11、.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Stratic Advic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vestment in Asia

苏冉


IssueⅠ: Legal framework of protection on software copyright in P.R.C and Singapore
A) P.R.C
In conjunction with China’s astonishing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especially after the entrance to WTO, China has steadily improved its legal framework on Software Copyright by checking and clearing large-scale regulations both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Frankly speaking, China joined in three vital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elate to copyright: the Berne Convention , TRIPs and 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Moreover, China and US signed MOU especially for software in January 1992. All these Conventions are regarded as a milestone to reflect China’s dramatic promotion and strong determination to build a satisfactory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software investors.
Similarly to US, P.R.C has chosen to protect software under copyright law rather than trademark, patent, or contract law. One year after Copyright Law Amendment in 2001, Chinese Council corrected its software-specific “Computer Software Protection Rules” , to deal with new problems prevailing in software protection nowadays. Under the Rule, software is defined as two particular types: computer program and thei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Furthermore, since MOU came into force, computer software is protected as a literary work. Third,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al nation treatment here, foreigners ar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connecting factor”, to sum up, either first publication or nationality/residence of the author in China or in any of these countries ,between the work and China or a country who is a member of the WTO, or the Berne Convention. So, despite your software products first being published in US, you can still enjoy the original copyright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 on in China.
Except from the above rules, other laws also have supportive stipul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software copyrights as follows:
(a)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Civil Law, the country’s current basic civil law, has authorized the author’s copyright in general;
(b)The Criminal Code has a section of articles referring to piracy offences, with “Dual Punishment Principle” in front of copyright encroachment;
(c)The newly amended Foreign Trade Law (adopted in Feb).

B) Singapore
The general legal framework of software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Singapore is almost the same as P.R.C, but with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Actually, different from P.R.C based on Civil law background, laws and litigations in Singapore are principally modeled on the English system under Common law system till nowadays. Pursuant to certain legal revolutions, modern copyright legislation contains the sam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s P.R.C: the Berne Conventions, 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and TRIPs. But, Singapore signed ASEAN Framework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operation and 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as a member of ASEAN. Turning to its domestic laws, the latest Copyright Act 1999(revised edition) is the principle one, with some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for enforcement. And it also definites software program into literary work under protection. In addition, Singapore owes large resources of case laws so as to make its legal conditions more particular than that in P.R.C.
The amended Act is first purposed to address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copyright materials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provide legal certainty for the use of copyright in cyberspace. For instance, the extension of concept “reproduction” .Second, the Act plays another role in enhancing performer’s rights, offering two new defenses to allegations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herefore, merely surfing the Web doesn’t constitute softwar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f it’s necessary to browse. Even , Singapore passed 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8 to give statutory protection of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At these points, Singapore seemingly forwards a step further than P.R.C, declining its attention on encouraging the growth of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promoting E-commerce and creative innovations. Last but the most significant point,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 signed a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on May 6th 2003, and entered it into force from January 1st 2004. Virtually, this is the first FTA between US and an Asia country .So it’s doubtlessly the greatest advantage for Singapore to attract US investors, apart from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ey would encourage the entrepreneurship, investment, job creation and growth in our own technology, scienc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 well as set the stage for Singapore’s emergence as a global IP hub.

Issue Ⅱ: Implementation on Software Copyright Law in P.R.C and Singapore
Sufficient and effective enforcement is more useful and practical than recorded documents, with no exception to P.R.C and Singapore.
(ⅰ)Role of Government
A)P.R.C
Learned from Annual Report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by the head officer Jingchuan Wang in TableⅠ , you can see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at various levels mak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encouraging innovat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gulating market order, and even improving the opening-up polic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eople’s Courts, the People’s Prosecu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Centre and Public Security compose the backbon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pyright law in China with civil remedies, criminal sens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such as fine. And border enforcement assistance to copyright owners by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is also available.
TableⅠ:
The Administration on Software Copyright In P.R.C
Year Registration Prosecute Cases Resolved Cases Resolved Cases Rate Seized Pirates(M) Top 1 Region of Piracy
1999 1,041 1,616 1,515 93.75% 20.14 Shenzhen
2000 3,300 2,457 1,980 95.30% 32.60 Guangdong
2001 4,620 2,683 2,327 97.52% 61.75 Guangdong
2002 4,860 2,740 2,604 99.02% 67.90 Guangdong
2003 5,020 6,120 5,793 97.64% 73.28 Beijing
Statistics from NCAC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Centre
Fortunately, China has begun to regard software as an industry with strategic significance while formulating effective policies in areas including anti-piracy and anti-monopoly. To adapt to the legal framework, China has shifted its attention upon educating software use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law.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being asked to show a good example in using copyrighted software only and make software budget each year”. For example, Beijing, Shanghai, Guangdong buy over 3,000 software products every year through public bidding. What’s more, the National Softwar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gulation will probably act in the near future. Eventually, Chines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treat all software companies equal in P.R.C, no matter domestic or foreign countries.
Nevertheless, given China’s vast geography and population, it would be an awesome task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manage pirating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lack of resources, the lack of judicial expertise,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trial outcomes, and large costs, litigation in Chinese courts remains a risky and expensive response to Chinese copyright violations. Another administrative difficulty arises from the increasing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ch of China's copyright enforcement takes place at the provincial and local level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lacks the resources and control to effectively monitor nationwide pirating activity and to impose national enforcement policies.

B) Singapore
Switching to Singapor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is its senior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and it leads Singapore to the success in copyright infrastructure. Singapore has announced a number of meaningful standards through requirements for tough penalties to combat 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including, in civil cases, procedures for seizure and destruction of pirated and counterfeit products, and a requirement to provide for statutory and actual damages to remedy such practices. There has been a rule in Singapore that government could only allowed to use copyrighted software since 1996. In order to obtain efficiency, Singapore maintain civil remedies and criminal penalties for circumvention of technology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it also has in place implementation allowing for border seizures of infringing articles by customs officials. For example,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s punished with a maximum fine of S$100,000 or five years’ imprisonment or both. So, in comparison to P.R.C, the least time for imprisonment is shorter .But due to the judge’s free power under common law system, the court is increasingly harsh in their sentencing in respect of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In other words, criminal obligation will become heavier with more limitation in Singapore.
In the contrast with Chines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Singapore has a large scope of interlocutory remedies to fill in the blank area between civil remedies and criminal sensations, and they are three main types:
(a) the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It is an injunction obtained before the trail often with the main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the Stats quo between the parties pending the outcome of the trail. The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 may be in a mandatory or prohibitory form.
(b) the Anton Piller Order---It’s developed from Anton Piller KG v.Mfg Processes Ltd as a safeguard system of evidence for avoiding the defendant to destroy and hide the evidenc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f the plaintiff shows an extremely strong prima facie that his right are being interfered with, or the damage, potential or actual are very serious to the plaintiff, or even there must be clear evidence to proof the defendants faults.
(c) the Norwich Pharmacal Order.---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Anton Piller Order to raise over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from Rank Film Distributors Ltd v. Video Information Centre Virtually . However, case law in Singapore has now established that where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exists, an undertaking from the plaintiff/ applicant not to use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s not an adequate safeguard for the defendant’s privilege against self-crimination. Singapore courts have also held that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to order that the information be inadmissible in any subsequent criminal prosecution.
Relying on common law foundation, people in Singapore prefer to a lawsuit rather than mediation while more mediation in P.R.C, once in the face of a dispute. Consequently, it would like to be more time and energy consuming somehow, for it costs at least one year of a civil procedure in the High Court of Singapore.
Last but not least, along with legsilation changes, Singapore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are also mounting a public campaign targeting both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to increase their awareness on the benefits and other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laws. There’s broad-based public awareness initiatives like the HIP Alliance’s year-long anti-piracy campaign? “The Real thing is the Right thing”, and brain Wave, Singapore’s first reality television show on IP.
(ⅱ)Role of Anti- Piracy Organizations
Both P.R.C and Singapore joined in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BSA) ,and WIPO several years ago and established domestic anti-piracy alliances at their own respective locality. The alliances played an active part in combating piracy and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right holders. They always declare laws, promulgate routine reports of current protection on TV, newspapers, and Website and show different points between pirate and authorized products. In the contrast with P.R.C, Singapore has other special disputes resolution organs under its common law system, including the small claims tribunals, E-commerce disputes centre. What’s more, Singapore collaborates with other ASAEN countries to harmonize IP rights with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Office of Harmonization of the Internal Market (OHIM), the European Union, the French National Offic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nd IP Australia.
(ⅲ)Introduction of Judgments in Precedent Cases
A) P.R.C
In a landmark verdict on April 16, 1996 against Beijing JuRen Computer, the Beijing No.1 Intermediate Court delivered judgment in favor of the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BSA) upholding the plaintiff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ordering the defendant to (a) publicly apologize to the plaintiff; (b) pay over RMB600,000 (US$70,000) in damages, including court costs and accounting costs; (c) pay additional fines directly to the court. The court also ordered the defendant to undertake not to infring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future, and the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o confiscate all computers and software seized during the raid on the defendant's premises. In another case, the same court rendered a judgment against Beijing Giant Computer Co. for softwar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hese were the first cases decided in favor of a US plaintiff in a Chinese cou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