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公司重整/有担保债权/限制
内容提要: 在传统破产法上，有担保债权一直处于一种较为优越的地位，无论是破产清算程序还是破产和解程序，都较少对该种权利及其权利人产生实质的影响。重整制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既有状态，为了实现债务人重建与复兴的目标，需要对有担保债权的内容及其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这种限制应具体反映在重整法律的制度设计中，如此既能够完成债务人重建与复兴的目标，也能同时兼顾相关债权人的利益。


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之制度目的，系使得债权人纵然在债务人陷于无力清偿的情形，也得以凭借其所支配的特定财产优先清偿自己的债权，而排除债权平等原则的适用。充分发挥财产的担保机能，对于实现资本融通、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破产法理论也一直认为无论破产清算程序还是破产和解程序，担保债权人享有别除权，可以直接支配担保物优先受偿，不受破产程序的约束。[1]

然而，随着破产法的发展和演化，重整制度的降生使得有担保债权[2]的这种“局外人”的角色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作为近代以来破产法发展中一次重大的制度革命，重整制度突破了传统破产法仅仅将视角局限于终结债务关系，清偿变现资产，将更为广泛群体的利益以及债务人破产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纳入考量的范围，力图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手段和措施使有再生希望的债务人得以重生。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虽然各国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对法律制度的理解认识等方面有所差异，但为了实现债务人重建与复兴这一目标，将这种附有担保的债权纳入重整程序之中，并对其内容及实现的方式等方面做出必要的限制，已经成为共同的趋势和课题。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八章专章规定了重整程序，为债务人的再建和复兴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在有担保债权的处理上，我国《破产法》也建立起一些相应的规则。

在本文，笔者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对具体制度的考察上，结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立法例的比较，简要梳理公司重整程序对有担保债权进行限制的相关内容。

一、担保权行使中止或延缓

公司的重建与复兴需要保留和充实公司的财产，而担保制度的运行却恰恰以取走或剥夺公司的财产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担保债权人在公司重整程序中行使其担保权，公司重整就失去了条件和基础。因此，在重整程序伊始，法律即首先对担保权利的行使做出限制，中止或延缓权利人对担保物的变现程序，以保全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债务人公司提供谋求重整的条件和基础。

美国法对担保债权人行使权利的控制体现在自动中止（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ａｙ）制度的设计中。根据其《破产法》第３６２条（ａ）款的规定，无论是债权人或是债务人提起的重整案件，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本身即产生中止担保权行使的效果。此时，任何旨在控制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权的行为都为法律所禁止。[3]英国法上的重整制度深受美国破产法的影响，也采用自动中止制度对担保权人实行担保权的行为进行限制。[4]在其管理程序中，自相关的当事人向法院递交管理令的申请时，债权人即不应再采取行动行使其对公司财产的担保权。[5]在日本《公司更生法》规定的更生程序中，当法院作出债务人进入更生程序的裁定后，任何针对担保财产行使担保权的行为和程序均被禁止。[6]此外，在相关当事人提出更生程序开始的申请至法院作出上述裁定的期间内，为了防止担保债权人提前采取行动实现自己的担保权，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其职权发出中止担保权行使的命令。[7]我国台湾地区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与日本较为相似。在法院裁定债务人进入公司重整程序后，担保债权人必须依照重整程序行使权利，别除权不被承认。[8]在当事人提出重整申请至法院作出裁定的审查期间内，法院可以根据相关的当事人的申请或依照其职权采取临时性措施以限制担保权人行使其权利。[9]

观察上述制度设计，在这种中止效力产生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上，各国的制度设计有所差异。以大陆法系的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中止效力的发生是在法院作出开始重整程序的裁定之后，当事人提出重整申请本身并不能产生中止担保权行使的效力，其作用只是启动法院的审查程序。在这段时间内，法院可以依照其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发出中止担保权行使的命令。而在诸如美国、英国这样采用自动中止制度的国家，当事人提出重整申请的本身即产生中止效果。[10]在我国《破产法》中，对担保权行使的控制发生在法院做出重整裁定之时，[11]当事人提出申请本身并不能产生中止效果。这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较为相似。但是，由于我国法院进行的是“表面事实的审查”，[12]其所依据的是由当事人所提交的材料，[13]并没有规定类似日本或我国台湾地区那样的包括专家调查等手段在内的实质审查过程，[14]在实质上已经将中止担保权行使的时间大大提前，接近了英美法上的自动中止原则。

二、担保债权人协助义务之附加

（一）按规定申报债权的义务

在重整程序中，使相关债权人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债权申报与重整程序的有效运转及其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首先，从重整制度的设计来看，其意在实现公司的重建和复兴，同时提供一种债务清理机制。如果不将相关的债权人纳入其中，重整程序就无法对这些债权施加影响，其债务清理功能也就无从发挥。此外，从效率角度看，重整程序的良好运行有赖于相关主体的协助和配合，对债权人加入程序的时间和方式进行规范有助于保持参与主体在行动上的一致性，避免程序的反复或迟延。

在法国法上，担保债权人必须于法院规定的申报期间内向债权人代表申报其债权。[15]债权人的申报单应当注明做出开始司法重整程序的判决之日的债权数额及其到期日，说明债权担保的性质，[16]否则其债权即告消灭。[17]如果债权人能证明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申报非自己的原因所致，他可以请求特派法官恢复其权利。但是，此种恢复权利的诉讼只能在做出开始司法重整程序的判决之日起的１年内提起。[18]在日本的公司更生程序中，欲参加更生程序的有担保债权人应当于法院所定的期间内将其姓名、担保情况等向法院进行申报。[19]如果债权人不在法律规定或者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将产生下列两个后果：不能参加更生程序而行使程序性权利；不能获得任何清偿。[20]债权人因为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于法院所规定的期间内申报债权时，可以在这种事由消灭后１个月内补正其申报。但是，在为通过重整计划而召开的关系人会议闭会后，则不得申报。[21]德国法上关于担保债权人申报债权的规定与日本基本一致。[22]

而根据我国《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程序中，未进行申报的债权人不具有程序的参与权，其无法在重整程序中行使如表决权、监督权等程序性权利，也不能依重整计划受到清偿。[23]同时，按照《破产法》第９２条第２款的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债权人可以按照重整计划所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此外，对未于规定的时间内申报债权的权利人可以在程序终结之前补充申报。[24]

（二）对评估、调查工作的配合义务

破产程序中对债务人资产、人员等相关信息的调查、核实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展开破产事务的基础。在针对担保财产进行的评估和检验中，因担保权类型的不同，这种检验工作的难度也有差异。特别是对留置、质押等以转移财产的控制权为特征的担保类型，由于担保财产仍处于债权人的控制之中，这种评估工作就有可能遇到来自债权人的阻力。因此，在必要时，法律需要提供较为可行的制度设计以促进债务人评估、调查工作的完成。

例如，根据日本《破产法》第１５４条的规定，为了进行评估，破产财产管理人可以要求担保债权人提示其占有的担保财产。管理人拟对担保财产进行评估时，担保债权人不得拒绝。[25]我国台湾地区２００７年公布的债务清理法草案中也采纳了类似的制度设计。在公司重整程序中，为了便宜管理人信息的获得和进行有效的管理，担保债权人被课加容忍与配合管理人进行财产评估、检验的义务。同时，为使得此种义务的履行具有实效，在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或协助时，管理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6]

三、债务人对担保财产控制权[27]的强化

（一）担保财产的取回机制

留置或质押这样类型的担保方式原则上是以债权人对担保财产的占有和控制为特征的，债务人虽然具有所有权人的身份，但是其并不能实际占有已经处于留置或质押状态的财产。从积极促进重整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角度来看，这种占有和控制状态的安排不利于公司重整目标的实现。因此，在这些标的物或财产为公司重整所需要时，有必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将这些财产从债权人处取回，重新置于债务人或管理人的控制之下，使其发挥积极的作用。

上述规则在美国法上尤为明显，对那些由债权人占有或控制的担保财产，如其为公司重整所必须，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要求占有该担保财产的债权人返还该担保财产，债权人不得拒绝。[28]当然，对于该担保财产在使用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减损，债务人或管理人亦应该提供充分的保护。如提供担保或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偿金等等。我国《破产法》在这个层面未对担保权人做出不同的限制，欲取回担保物，管理人必须清偿债务或者提供为债权人接受的担保。[29]

（二）担保财产的使用、处分

与传统破产清算程序强调对担保财产的限制（如立即停止使用担保财产等）不同，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根据重整的需要继续对担保财产进行占有和各种形式的利用。这种控制权的配置正是重整中的公司进行生产经营、资金融通等重整活动的条件和基础。如果没有此种制度的支持，公司的重整工作也就难以展开。因此，在世界各国的破产法中，许多国家都规定了管理人对于由其占有的担保财产可以直接或者附条件地予以支配”。[30]例如，依英国１９８６年《破产法》第１４条第１款的规定，管理人可以做公司事务、营业和财产的管理所必要的一切事情。而日本《公司更生法》也规定，在公司进入更生程序以后，经营公司事业及管理、处分公司财产的权利，专属于管理人。[31]

四、对担保权不可分原则的变更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注意义务的认识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刘凯

一、 对注意义务的介绍
根据我国当前有关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通说，某项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应当同时符合四个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第二，行为具有违法性；第三，有损害后果的存在；第四，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在诉讼过程中，只要能够否定上述任何一个构成要件的存在，则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构成侵权。就医疗机构来看,医院是否履行了其应负的注意义务，直接关系到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医院是否具有过错以及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因此,加强对注意义务的认识,对医疗机构来讲,是十分必要的。
在侵权行为法领域内，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情况。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了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仍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但是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之中，医院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所谓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虽然预见到却轻信某种结果可以避免。在侵权行为法理论中，过失又包括了疏忽与懈怠两种情况——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为疏忽；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虽然预见了却轻信能够避免，为懈怠。疏忽与懈怠都是过失，都是行为人对其所应负担的注意义务的违反。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过失就是一种“不注意”的心里状态，就是行为人对其应当负担的注意义务的违反。根据当前侵权行为法的理论，“注意”分为三个不同层次：
1、 普通人的注意。所谓普通人的注意，是指在通常的情况下，
仅用轻微的注意，即可预见到的情形。举例来讲，某人住在五楼，其楼下是一集贸市场，但是某人某日在打扫房间时，随手将一空酒瓶从阳台上抛出。某人的此种行为，就是违反了普通人的注意义务；
2、 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应以行为人平日处理自己事务所用的注意为标准。判断此种注意义务，应以行为人平日处理自己事务所用的注意为标准。举例来讲，甲委托乙在其不在办公室时，代其接收并保管一张面额为100000元人民币的支票，乙承诺，并在下班前收到了支票。但乙在下班后，随手将这张支票放在了办公桌上，第二天上班时，这张支票遗失。在所举的例子中，乙违反的就是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的注意义务。通俗的讲，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在保管自己的面额为100000元的支票时，都不会随手放在办公桌上。更何况，甲乙之间已形成了保管合同。
3、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所谓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是指依该特定行业的专业，所能尽到防止他人损害的最大努力。这种注意义务要求以社会的一般观念认为具有相当知识经验的人，对于一定事件所用的注意义务为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失。行为人有无尽此注意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他向来对于事务所用的注意程度，均不过问，仅依其职业性质给予考虑。一般来讲，某一民事主体所负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与其所从事的职业、所承担的职责联系比较紧密，比如，医师、律师、会计师、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等，在其从事其所从事的职业或在其承担的职责范围内，其所负的注意义务，都应当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二、 医疗机构在日常的运营过程中所应负担的注意义务
前述所简要介绍的是主要是注意义务的层次，通过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三种注意义务的层次中，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的注意程度为最高，以普通人的注意程度为最低。但问题在于，注意义务是存在于民法领域内的一个理论性名词，如何将其与现实生活中民事主体的行为联系起来，应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如前所述，注意义务与民事主体在行某种行为时的主观方面联系的非常紧密，当民事主体没有承担其应负的注意义务时，我们就可以认定其主观上存在过失。通常，我们判断某一民事主体在行某种行为时其主观是否存在过失的标准，是客观标准。
从注意义务的渊源来看，民事主体在日常行为的过程中，其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的来源主要来源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定。比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结合前文对注意义务的介绍，我们解读这一法条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情况时，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是施工人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当其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时，就是存在过失。
就医疗机构在日常的运营过程中所应负担的注意义务来看，同样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地方规章的规定，尤其是我国当前所颁布的医疗卫生监督管理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医疗机构更是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比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医方对于患者死亡时，应当向家属告知尸检的规定；《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中关于医疗卫生机构处理医疗废物的相关规定；《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中关于医疗广告的禁止性规定等。由于医疗卫生监督管理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与医疗卫生机构的联系相较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性规章而言更加紧密，因此，医疗机构在日常运营过程的注意义务，更多的是来源于前述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当然，当医疗卫生机构在日常的民事领域内所实施其他与其业务无关的行为时，其注意义务的来源还包括除医疗卫生监督管理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司法解释此条的规定，医疗卫生机构，除根据相应的与其业务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以外，还应当负担本条所规定“安全保障义务”。
出了前文所谈到的法定的注意义务外，我们还应看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民事主体除负担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地方规章所规定的法定的注意以外，某些行业还出台了很多的行业性的技术规范或是操作规程等。比如，在食品加工行业，我国相关规范性文件就对诸如某些添加剂的比例问题、某种原材料的禁用问题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而就医疗行业来看，医疗卫生机构也存在前述所说的技术性规则。此种技术性规则，就是各种诊疗常规或者护理规范，这些与诊疗行为有关的技术性规则，向医疗执业人员提出了明确的注意义务，当其所实施的诊疗行为违反这些技术性规则时，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均会被认定存在过失或被认为行为具有违法性。
但应当注意的是，在民事领域内，民事主体所应负担的注意义务并不仅限于法定的义务，还应包括道德义务。当然医疗卫生机构也不例外。这种道德义务，是与民事主体所承担的职责或其执业性质紧密相联地。应予注意的是，道德上的注意义务十分抽象，其外延是相当宽广的，因此，判断某一行为主体是否违反了道德义务，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所以在此提出，目的在于提醒广大医务人员以及医疗机构，其所承担的注意义务的来源除法律规定和行业性的技术性规则之外，还包括社会的一般道德标准。
三、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医务人员对注意义务的认识
当前医患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客观表现就是医疗纠纷的增多。如何化解医患之间的矛盾，因这是宏观上的问题，笔者在此不作过多的讨论。但在微观层面上来看，医疗机构加强对其医务人员关于注意义务的认识，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笔者认为，医疗机构加强其医务人员对注意义务的认识，应从两个大的方面着手。第一，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法律教育，使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使法律、法规、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中，有关医务人员应当负担的注意义务深入其心，在诊疗过程中切实地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第二，加强对医务人员业务水平的培训，使其在诊疗过程中的行为均符合诊疗常规或者护理常规的规定，切实维护患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