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需要八个方面的变革

周永坤


中国法理学应当在新方法论的指引下实现理论创新的同时进行结构重组。这一过程将是十分艰难的,它需要在下述8个方面实行变革。

1．从“规律学”走向“规则学”

走出危机首先要解决法理学的学科定位。这当从法理学史来认识。法理学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它的“前科学”形态是17－18世纪的自然法哲学。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法学就是高度“实用”的,希腊的哲理法学倾向于立法学,法学之于立法者犹如园艺术之于园艺匠。而罗马的法学则是部门法学,主要是民法学和部门法学,它们与民事司法行为不可分离。希腊罗马的法学都缺乏作为法学的超越于部门法学的“一般法学”。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表现出向这一方向的努力,但是由于它浓厚的哲学和政治色彩,事实上被排斥于正统法学之外。到19世纪,在自然法学的基础上逐渐生发出四种理论倾向:康德、黑格尔的哲理倾向、边沁的立法学倾向、奥斯丁的规则学倾向和萨维尼等的寻求法律发展规律的倾向。奥斯丁将政治哲学色彩极浓的自然法、将罗马法(部门法学)、将英国式的法律技术逐出法理学,专事一般法律规范分析,实现法的一般理论向西方法学传统——规则学的回归,或在各部门法学之外发展出研究一般规则的专门学科,因而被公认为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法理学产生的标志。[1]当然,奥斯丁完全排斥价值分析是欠妥的,但是,它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法理学的价值分析应当有别于政治哲学——它应当建立在规范分析之上并为规范分析服务。

我国的法理学情况如何?我国的法理学源自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姑且不说它的理论倾向,就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国家和法的发展规律来说,它是哲学味浓于法学味的。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与苏联法学彻底否定西方法学传统,否定资产阶级法学有关,也与苏联人赋予法理学的政治目标——找出法律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法必然灭亡,苏联法是最先进的法建立在一般规律之上——息息相关,其背后是在西方已受到冷落的科学泛化思潮。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在我国得以继承并极端化,法理学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图解。改革开放以前的法理学演变为负面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纲学,它的目标与结论在于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被放弃,但是政治哲学味道仍很浓。近年来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内容被引进,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始终围绕政治哲学展开并为之服务,法理学的目的仍被限定的通过因果分析寻找“规律”这一哲学的。

要走出这一法理学的幼年阶段,应当实现从“规律学”向“规则学”的转换。规律学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而规则学则是讨论如何建立人际合理关系的学问。当然，我们说法理学是“规则说”,并不是如凯尔森那样排斥正义。法理学是规则学指法理学是以研究人际规则为核心内容的,除此以外,它包含了某些“规律”的内容,但只指人际关系合理化的趋势,及其合理规则中共性的东西;它包括正义的内容,这个正义以主体际关系中的正义为核心,以区别于伦理学讨论的正义,同时它还包括法律的共同性的技术。

2．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

新中国的“国家和法的理论”本身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传统源于维辛斯基法学理论——它本身是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维辛斯基的法定义本身就是在1938年第一次全苏联苏维埃法律和国家科学会议上以官方决议的形式宣布的,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不是科学的,而是独断的。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维辛斯基说,“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法律科学”,“奸细和叛徒集团很多年以来在法律科学中,几乎都居于垄断地位”,“在法律科学方面,还没有全部肃清可耻的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匪帮破坏活动的影响”。[2]可见这一理论形成的氛围与中国的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斯大林30年代大清洗的意识形态化,因而是负面意义的意识形态。苏联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学科定位正好填补了我国全盘否定民国时期法理学造成的学术空间,并迅速左转。这在战争硝烟与巩固政权的高度情绪化氛围中具有某种必然性,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最终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失去了立足之地,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就是文革及其法学被完全取消。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否定了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苏联传统,有了相对独立的内容,例如法律文化、法的社会作用、法律推理、法律现代化、等等。但是意识形态化问题并未能很好解决。一方面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现行理论中仍有存留,同时又加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内容。其典型表现就是:不断有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不同观点予以文革式的批判,每当意识形态发生分歧时,都会波及法理学。它的许多内容,仍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而非法理学的。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十分有害的,举其要者有:(1)它使法理学难以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只能跟随意识形态之风摇摆;(2)它使法理学难以建构学术范式,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念始终是意识形态的,而非法学的;(3)难以保证理论的连贯性,难免出现理论上的断层甚至自己打自己耳光的现象。例如前期学苏联,60年代批苏联修正主义;前30年阶级斗争为纲,80年代批判之;以前大讲社会主义法维护计划经济,90年代又批判之,等等。应当指出,这种受制于外部意识形态的反复无常并非学术的积累和进步,而是有损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学术进步的。(4)法律问题的政治泛化,无法形成独特的法学视角。这一方面使法理学等同于政治宣传,另一方面使法律问题复杂化,不利法律问题的解决,例如,将法治问题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将人权与资产阶级等而视之,将分权与资本主义拴在一起,等等。(5)有损法理学的学术权威。意识形态化的法理学缺乏独立的品格,缺少符合逻辑的一贯的相对恒定的理论,它本身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对具有独立品格的和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采取排斥态度,因此无法确立理论的权威。它无法,也不配成为立法的指引与司法的第二位法源。当然,法理学,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评价部分要完全与意识形态分离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法理学意识形态化的理由。防止法理学意识形态化要注意两点。一是结果不能是先验的,应当从人类经验和理性中来,是研究的产物,例如不能先依据外在权威确立结果,再去证明其正确性。二是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这一问题上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韦伯并不反对把“主观的”评价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但是研究人员和老师“应当无条件的将经验事实的确定(包括他调查的经验个体的价值定向.行为)同他自己的实际评价是否满意(在这些事实中包含作为研究客体的经验个体所作出的评价)区别开来”,这两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3]我国法学意识形态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当作社会上唯一的价值判断,并为了“证明”其唯一正确性,不惜对经验事实作实用主义的裁剪,这是严重违反科学研究的规范与科研伦理要求的。

3．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

时下的法理学对现行法律及其政治权威主要是解释性的和证成性的,这是有违法理学性质的。法理学既然是“规则学”,那么,它应该在解释的同时对研究客体作出评价,以规范法律的变化、运作及政治权威的行为。缺乏对现实政治权威评价的法理学,其实质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任何科学理论的前提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否则所谓成果就是纯主观的要求与欲望,缺乏科学所要求的起码的客观性。如果我们的法理学具有这种评价能力,则我国的法律和国家本不至于走如此大的弯路,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如果在反右中不经法定程序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公社化运动无偿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5·16”通知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四人帮镇压丙辰清明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则政治权威本可以冷静得多,法治国家也许早已建成了。

4．从中国的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

这涉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一般法”,在理论上法理学界并不存在分歧,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存在极大的片面性,使法理学成为“中国国家法的法理学”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分析对象仅限于国家法。二是研究对象几乎仅限于中国的法。从历时性观点来看,法律经过了部落法、国家法两个阶段,现在正由国家法向世界法阶段过渡,国家法只是法律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从共时性观点来看,国家法与社会法长期是共存的,特别是在现今世界上。当今世界上不但有国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而且有国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例如我们即将加入的世贸组织法律制度。同时,现今法律除了社会法、国家法以外还有超国家法律的存在。任一国家法理学学者的分析对象都着重于分析本国法,这本无可非议,但是只从本国法归纳出来的法的一般理论的片面性是显然的,因为任何人(包括人的群体)的经验都具有殊性。在逻辑上,从单一特殊对象无法抽象出普遍性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分清两个问题: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本国法律制度的描述,前者应当尽量关注外国的法律和国家法以外的法律,尽可能避免片面性。同时应当注意控制法理学中本国法律制度描述的成分,否则,法理学就名实不符,成为“中国法律制度学”了。

5．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

我国的法理学本是开放产物,正是清末闭关锁国传统被打破才有了中国的法理学。民国时期的法理学也不重“中外有别”。20世纪下半叶这一传统被放弃。新中国法理学是从割断与发达国家的学术承继与交流开始的,但初期并未完全封闭:转向苏联开放。与其说是开放,不如说是照搬一种学术,骨子里是封闭的。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便彻底关上了大门,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常化。其间只有少量的苏联和西方著作引进,西方著作当然只能供批判用,有些甚至只能“内部出版”,这大概是国人独创的制度。笔者所见边沁的“功用主义》、狄骥的《宪法论》、马里旦的《人和国家》均属此类。80年代以后有了明显进步,大量的西方法理著作被引进。但是作为学科的开放这还是很不够的。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上,法理学作为研究一般法的法学分支学科,其开放性不但表现在研究、出版他国同行的著作,主要应当表现在正常的学术交流、学术上的互相学习、批判与吸收。但时下的法理学国际交流极少,与西方同行的共同话语太少,作为10多亿人的大国,译介的西方法理著作远远不够,高质量的,能与西方同行交流的学术成果就更是寥若辰星了。最可堪忧的是 “自己人”和“外人”的两分法这种情绪化的、非学术的态度,看来自尊实则自卑的“防卫”心态妨碍了对西方法理学的学习和借鉴。人们忘记了这个基本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如果我们的前辈在上世纪之交采取与我们同样的态度,则完全不存在今天中国的法理学。在多元交融的今天,文化的地方性早已是相对的了,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这个法理学的基本精神早已是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话);但这同时又是中国的——经过中国人学习和理解的。有人肯定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反对学习、消化吸纳西方的法理学。笔者以为,难道真如某些以邻为壑的国粹主义者所声称的西方没落了?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在社会科学方面突然落后于仍处于农业社会的东方,而这一切都归结于两颗科学巨星的陨落！这是很幼稚的,是文化排外的籍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早期工业文明的产物,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值得学习,20世纪、21世纪的西方反而不值得学习,这岂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比外国落后了。[4]只要承认“法理学”是科学,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敢于学习是强者的表现,是自强的必要条件,学习他人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捷径。如果我国的法律早已西方化,法学学者都有个学习西方法律、法理的问题,那么,作为“一般理论”的法理学,就是首当其冲的。

开放除了上述空间维度以外,还有一个时间维度:向未来开放。法理学要能够说明、评价新的法律实践与思想,将新的实践与思想纳入法理学体系,并且如有必要,借以修改原有的概念体系及其理论。未来法理学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全球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法理学必须向这个大未来开放。

可开放性的第三个维度是事实维度——向事实开放。时间维度的开放当然包括了事实,这里的事实维度专指已然的事实:由于主客观原因而遗漏的已然的事实。对中国法理学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关注法人类学研究揭示的部落法事实、国际法学描述的国际法规则、超国家法规则、等等。

6．从主客体思维到主体际思维

中国的法理学可以称为主客体思维的法理学:它的基本方法是将人分为法律实践主体的人和法律实践客体的人两部分,其基本假设是法律是法律实践主体的人统治客体的人的工具,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整个法律理论体系:法的起源是阶级统治的产物,法的本体是阶级意志,法的作用是阶级斗争、阶级统治甚至阶级镇压的工具,法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最后法律消亡于无阶级的社会。这个理论的谬误是十分明显的。且不说国家产生以前早有法律,即使在阶级产生以后的国家法时代,法律也主要不是解决阶级关系的工具,法律是调整人际——主要是个体际关系的产物,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人的组合体只有各种法律拟制的人:法人或某些非法人的人的组合体。法律实践领域的人格分离现象是法律的败坏。退一步讲,即使主客体思维对于描述压迫型的法是有用的,对于法治社会是构建应然的法律体系,它无论如何是不适用的。随着经济、政治、生态、文化、法律全球化运动的展开,主客体思维的非科学性及其弊端日渐明显。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里,主体际思维应当替代主客体思维而成为法理学的思维工具。[5]

7.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

这里的法学方法论指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问题,在法理学教科书里一般分为一般方法原则和具体方法问题,通常讲些唯物辩证法、历史考察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分析方法、等等。这些实在不是法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这些方法主要是对法律整体的认识方法,而不是“法律方法”,最多对法律方法存在指导意义或“方法论”意义,或仅对法学中的认识论成分有意义,或对建构合理规则体系的“经验”有意义。高扬这些方法本身与我们将法学定位为“规律学”有关。法学作为以“规则学”为主体的学问体系最终落脚点在于应然规则体系的预设,或是一种“事后的合理化”——对社会规范的理性建构,在于法律运作体系的组建以及法律运作的技术,这才是“法律方法”的核心。换句话说,法律方法的核心不是“认识的”,而是陈述的方法或规定的方法,套一句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方法。具体来说,就包括规则预设与合理化的方法、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之弥补的方法、法律推理方法、法律利益分析方法、法律适用的逻辑模式等等。[6]当然,对法律整体的认识方法也可涉及。不过,无论如何,“法律方法”应成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

8．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

学术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它应当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如商品生产一样,它是多元竞争、相互诘难、优胜劣汰的过程。因此它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多元思想的共存。在学术上统一口径必然扼杀学术本身。文革中法理学遭受灭顶之灾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我党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个意思。可惜始终难以落实。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法学,特别是法理学是建构应然规则体系的学问,它在两个层次上涉及价值评价。一是“何种行为是正当的”——对人的行为的评价,二是“何种规则是正当的”——对规则的评价。价值评价本身是在各种不同的评价中展开的,各种评价都应当接受同行的、社会的评价。否则就没有价值评价而只有独断。诚如劳伦斯所言,“理论建构、批评以及防卫是法学的主要工作”。[7]进入90年代中叶以来,各种不同思想的争鸣常见于报刊杂志,已有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法理学的流派问题,这表明维辛斯基法理思想一花独放的局面正在结束。但是离“多元并存”还有较大距离。例如,许多批评带有明显的文革色彩——文革式的批评是反学术的,它不可能发展学术;有些批评带有过多的感情色彩而缺少理性思辨和“据实说来”的科学态度。而且总体上相互批评不足。最典型的是各类表扬稿式的“书评”,更不用说有些纯属人为“炒作”以及自己和自己商榷的滑稽戏。起码多元并存没有被作为学术发展的理想状态来接受。现在,法理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是50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倒是少数法理学、宪法学圈内人士缺乏学者必要的宽容精神,不珍惜大好时光,不爱惜自己的人格,打棍子、扣帽子的文章常见于某些刊物,着实令人扼腕。争鸣是学术进步的条件,但争鸣是“学术的”而不是不允许别人生存。在这里,启蒙大师的风范永远是我辈的榜样:当年伏尔泰对卢梭的“科学、艺术加剧人的不平等”的观念提出了尖刻的批评,但是后来当政府因言论驱逐卢梭的时候,伏尔泰却盛情地邀请卢梭到他的庄园避难,他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上述政治批评家的目的就在于把别人的嘴封起来,独断话语权。它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消灭学术。这可能是那些批评家们始料未及的。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79号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已于2007年9月28日经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9月28日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2007年9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对《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二十三条。

二、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符合再生育条件但未经批准生育的，按照零点五倍至一倍征收”。

第四项修改为：“已满法定婚龄未办理结婚登记而生育第一胎满六个月，仍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按照零点五倍至一倍征收”。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附: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2002年9月3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9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具有本省户籍或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居住的公民。

　　第三条　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宣传教育、技术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
　　计划、财政、卫生、民政、公安、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药品监督、统计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五条　各级计划生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民政、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引导公民树立科学、文明的生育观念，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第六条　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都应当执行本条例，并实行计划生育工作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负责制。



第二章　综合管理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人口发展规划，结合当地人口发展状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措施，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逐级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定期进行考核，并将结果作为考核政府主要负责人政绩的重要依据。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建立部门工作责任制，并进行考核奖惩。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

各级财政应当安排必要经费对贫困地区、海岛、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给予重点扶持。

　　第十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纳入现居住地的日常管理。
　　公安、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建设、交通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管理办法，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计划生育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本管辖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做好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保障措施，并根据需要设立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或配备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安排必要经费用于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二条　省、市、县（市、区）和乡（镇）、街道、社区、村（居）民委员会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成立计划生育协会，协助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三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制定计划生育自治章程，实行村（居）民计划生育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村（居）民委员会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配备计划生育服务员，具体负责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有关单位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可以采用村规民约、合同、协议等方式进行管理。

　　第十五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应当实行政务公开，安排再生育前应当公示，接受群众评议、监督。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计划生育工作队伍建设，保障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七条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男女双方按法定婚龄推迟三年以上依法登记结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十八条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严禁不符合法定条件者生育。

　　第十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已生育一个女孩的，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
　　（三）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四）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女儿，男到女家落户，并赡养女方父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只适用于姐妹中一人）；
　　（五）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六）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是少数民族并具有本省两代以上户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七）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八）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九）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丧偶并已生育两个子女的；
　　（十）已生育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十一）一方连续从事矿井井下作业五年以上，已生育一个女孩，并继续从事井下作业的。
　　其他特殊情况的生育，在不突破人口与计划生育指标的前提下，由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建设用地中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在转为城镇居民之日起五年内，可继续享受本条例规定的适用于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

　　第二十条　夫妻一方为外国人、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生育以及华侨、归国华侨、出国留学人员的生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男女双方均未生育，经依法登记结婚后，可以自愿安排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时间；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为其发放一孩生育证明。

　　第二十二条　符合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夫妻，可以向双方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领取《申请再生育表》，经生育管理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后，报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再生育表》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发给二孩生育证明，不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生育管理所在地一般为女方户籍所在地。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的，生育管理所在地为男方户籍地。
　　女方离开户籍地，在现居住地连续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上的，经女方户籍地向现居住地履行委托手续后，可由现居住地进行生育管理。

　　第二十四条　严禁弃婴、溺婴、非法收养子女。弃婴、溺婴、非法收养子女的，不再安排生育。

第二十五条　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原生育安排失效，并不再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第四章　技术服务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制度，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水平。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保障公民享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

　　第二十八条　育龄夫妻应当自觉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预防、减少和终止非意愿妊娠。对已生育子女的夫妻，提倡选择长效避孕措施。
　　不符合法定条件多生一胎及多生一胎以上的育龄夫妻，应当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指导下，落实可靠的长效节育措施。

　　第二十九条　已婚育龄人员应当自觉参加生殖健康检查。

　　第三十条　孕产妇可以自主选择孕产期保健机构。
　　依法开展孕产期保健、助产接生业务的医疗机构和人员，应当查验孕产妇的生育证明；发现无生育证明的，应当及时报告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第三十一条　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建立生殖健康服务制度，定期为育龄夫妻免费提供避孕节育等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技术和保健服务。

　　第三十二条　对接受节育手术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在国家规定的假期内，工资、奖金照发。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因配偶接受绝育手术需要照顾的，经手术单位证明，所在单位可以给予七天的假期，工资照发。对接受节育手术的农村居民，应当给予适当照顾，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三条　接受绝育措施的夫妻，因特殊情况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并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所在单位证明，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施行复通手术。

　　第三十四条　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经县（市、区）以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组织确诊为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给予免费治疗，治疗费用由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予以保证。经治疗仍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妥善安排，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照顾。对丧失劳动能力，生活确有困难的，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给予社会救济。

第三十五条　生育一胎后不符合法定条件妊娠，经教育拒绝终止妊娠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按征收标准对其预征社会抚养费；终止妊娠后，预征的社会抚养费应当在七日内退还。



第五章　奖励与保障



　　第三十六条　晚婚晚育的，应当给予奖励和照顾。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晚婚的，增加婚假十二天，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照发；晚育的，男方可享受七天护理假，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照发。

　　第三十七条　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经夫妻双方申请，村（居）民委员会或所在单位核实，由生育管理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第三十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可以享受下列一项待遇：
　　（一）领取每年不低于一百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当年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女方产假期满后抚育婴儿有困难的，经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可以给予六个月的哺乳假，工资按不低于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发给，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并计算工龄；
　　（二）有条件的单位，可以给予女方产后一年假期（含法定产假），工资照发，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并计算工龄。

　　第三十九条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发百分之五十。夫妻一方是农村居民或夫妻一方亡故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由另一方所在单位全数发给。

　　第四十条　生育双胞胎或多胞胎的，不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

　　第四十一条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改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障金。

　　第四十二条　农村居民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在审批宅基地、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红等利益分配时，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农村承包土地和山林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扶贫应当把贫困的独生子女户和女儿户作为重点对象。

　　第四十三条　农村居民、失业人员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应当给予奖励和照顾。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计划生育公益金。计划生育公益金由社会资助、财政投入等方面组成。计划生育公益金主要用于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或死亡，夫妻不再生育等对象和对其他特殊情况进行扶持。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十五条　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再生育子女的，应当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取消其他优惠措施。

第四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给予其他奖励。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但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除享受本条例有关优惠待遇外，并可给予必要的奖励。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下列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多生一胎的，按照二倍至四倍征收；
　　（二）多生二胎以上的，按照前一胎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
　　（三）符合再生育条件但未经批准生育的，按照零点五倍至一倍征收；

（四）已满法定婚龄未办理结婚登记而生育第一胎满六个月，仍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按照零点五倍至一倍征收；

（五）未满法定婚龄生育的，按照一点五倍至二点五倍征收；
　　（六）有配偶的一方与他人非婚生育的，按照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标准加倍征收；
　　（七）民政部门、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发现收养子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的，应当责令当事人在五个月内改正；当事人未在五个月内改正的，按照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标准征收。
　　个人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还应当按照其超过部分的一倍至二倍加收社会抚养费。

　　第四十九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也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

　　第五十条　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的千分之二的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一条　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的，除按本条例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外，产假期间不发工资，妊娠、分娩等一切费用自理，取消其他生育福利待遇，男女双方各处以降级以上的行政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规定其他限制措施。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并可由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藏匿、包庇违反计划生育人员的；
　　（二）介绍、参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
　　（三）替代他人参加节育措施检查的。

　　第五十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职工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的，所在单位当年不得评为文明单位、先进单位，不得授予荣誉称号。

　　第五十四条　有关单位不履行本条例规定做好本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

第五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9年12月29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和1990年9月10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