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人大常委会


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1988年12月22日枣庄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1月5日枣庄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3年8月26日枣庄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8年3月28日枣庄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事项，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二章　会议的举行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如有特殊需要，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召集并主持会议。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出席会议，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时，应向常务委员会主任或第一副主任请假。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方能举行。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日期，由主任会议决定。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由主任会议讨论确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决定。

　　会议期间，议程如有改变，仍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决定。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一般应在会议举行的十日前将开会日期、地点、建议议题等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临时召集的会议，可临时通知。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其他机关、团体负责人，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驻枣全国、省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列席会议。

　　列席会议人员因故不能到会时，应当向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请假。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可以召开全体会议、分组会议或联组会议。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公开举行，并公告社会。根据会议内容，可邀请部分公民旁听会议。旁听的具体办法，由主任会议另行规定。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十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不提请审议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并向提案人说明。

　　第十一条　议案应当写明案由、案据、方案。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应由主要负责人签署；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应由本人签名。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的各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受主任会议委托可以代拟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第十三条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的时间，一般应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室或有关的工作机构。

　　第十四条　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议案，提议案的机关、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应当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

　　提议案机关的负责人可以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联组会议上对议案作补充说明。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议案说明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必要时，可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或举行联组会议进行审议。

　　第十六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议案机关或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七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的，经主任会议提出，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交付表决，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并向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报告。

　　第四章　专项工作报告的听取和审议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根据工作需要，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经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根据下列途径反映的问题确定：

　　（一）常务委员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

　　（三）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

　　（四）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

　　的突出问题；

　　（五）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

　　（六）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求报告专项工作。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主任会议可以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

　　常务委员会可以安排参加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的代表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将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交由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并在专项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报告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七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三条　专项工作报告由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市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必要时，应召开联组会议进行审议。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后，应提出审议意见，必要的时候，可以对该专项工作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交由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由办事机构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在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有关方面工作提出的重要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有关办事机构整理成书面材料转交有关机关办理。有关机关一般应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并将办理情况答复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抄报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备案。

　　第五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

　　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第二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将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决算草案应当按照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所列科目编制，按预算数、调整数或者变更数以及实际执行数分别列出，并作出说明。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向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年度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第三十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部分调整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整。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资金调减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一个月前，将预算初步方案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或者送交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对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二）重点支出的安排和资金到位情况；

　　（三）预算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四）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五）向下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批准预算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除前款规定外，常务委员会还应当重点审查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审查和批准决算的同时，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交由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市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实施的中期阶段，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规划经中期评估需要调整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六章　询问和质询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三十七条　质询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写明质询的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三十八条　质询案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的机关答复。

　　主任会议可以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作口头答复或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由被质询机关负责人签署。

　　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三十九条　质询案在未作出答复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该质询案即行终止。

　　第七章　特定问题调查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四十二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调查委员会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四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产生它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八章　发言和表决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接到召开会议的通知后，要认真学习有关的法律或文件，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做好审议发言准备工作。发言要紧扣会议议题、简明扼要。经主任会议同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也可以自选题目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第四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必须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四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可以采用按表决器、无记名投票或

　　其它方式。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撤职、补选和罢免，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由常务委员会另行制订规定或办法。

　　第五十条　本规则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规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岳彩申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民间融资/民间借贷/金融监管/立法建议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年10月28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2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Jeremy Bentham）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168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147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20世纪30年代未以来和美国19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4]2008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重庆高利贷逾300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5]2009年8月11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2006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5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60%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25条规定：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贷款用途；（2）贷款的种类；（3）放贷人的种类；（4）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16%；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4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5000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17%。[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7]2006年10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36%。[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倍限额大约在21－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2－3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至5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3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2008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6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4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差额部分为利息），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24条（年息60%的实际利率），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a）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万及监禁2年；（b）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0万及监禁10年（由1994年第82号第33条修订）。相比较1994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24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10万元”增至最高“监禁10年和罚款500万元”。2001年至2005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24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26件、18件、1件、28件及10件。违反该条例第25条规定（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60%和48%，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例如英国）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24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1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1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如36%）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12]20－30%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