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定代表人

　　《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中也对法定代表人作了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简单通俗地说，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公司业务范围内有权直接代表公司从事一切与公司活动有关的行为，该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直接就可以代表公司，而不需要公司另外授权，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公司。法定代表人需要对公司的经营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代表权

　　事实上，公司法调整的是纵向经济管理调控关系，而民法调整的是横向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代表权是法人赋予其内部人员的权利，而代理则是彼此独立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委托授权关系。

　　代表权不同于代理权的两点在于：第一，公司法上的代表权是指代表权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而享有的对外代表公司的资格或地位。亦即前文提到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公司业务范围内有权直接代表公司从事一切与公司活动有关的活动，他的行为被认为是公司的行为，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该公司。第二，公司法定代表的代表权并非由公司股东授权而产生，而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而产生的代表整个公司的权利。

　　可以看出，为代表行为需要具备两个要件，即代表行为需要是出于职务本身的要求，并且进行代表行为的主体需要来自法人内部。

　　三、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及其效力

　　我国现有的关于法人代表的规定只规定了法定代表行为，却没有涉及到现实当中存在的大量非法定代表的代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代表行为的范围及责任承担等未作出明确规定。如《公司法》对董事、经理、监事挪用公司资金等行为的规定等都没有详细说明，而对法人的注意义务、忠实义务等也较为笼统。加之现实生活当中，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从事一切有关公司的活动，通常情况下，公章、格式合同等均由其保管，这些都为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越权代表行为的典型形态包括超越法律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超越公司章程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和其他内部决议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等。对于以上几种典型形态，按理来说毫无疑问应当视为无效。然而这往往不利于调动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事务的积极性，甚至会导致公司在对自身不利时以“越权”为借口逃避应负的法律责任。这在事实上设立了不公平的交易程序，使公司处于越权责任和风险之外，把经营风险转嫁给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人。从长远利益考虑，越权无效也不利于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现代立法渐渐由越权无效发展为越权效力待定甚至完全有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根据《合同法》注释本的解释，该法条即是面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情形，法律规定他们执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应当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究其原因，无非是考虑到对于合同相对人而言，一般不知道也没有义务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负责人的权限到底有哪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内部规定不应对合同的相对人构成约束力，否则将不利于保护交易的安全，也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当然，若合同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是超越了权限，而仍与之订立合同，则具有恶意，此时合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此条所谓的超越权限，主要指以下两方面：一是超越授权范围的越权。在这种情形下，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虽然超越了公司授权范围，却仍在公司经营范围之内。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不超过公司经营范围的越权行为有效，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的法律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类比于表见代理而得出“表见代表”的结果。相应地，表见代表行为的构成也需要越权人具有法定代表权的外观，并且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越权人具有该代表权而与之进行交易。此种情形之下，法人应当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向相对人承担责任；该越权行为如果造成了对法人的损害，越权人还应当对法人承担损害赔偿的内部责任。】

　　二是超越经营范围的授权。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公司法》第十一条也有“公司应当在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不难看出，我国现行法没有以反面方式对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因此不宜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直接无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法人的经营范围理解为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内部限制，对外不对相对人发生效力较为妥当。因为法人的经营范围只是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机制，这样的限制只具有内部效力。相对人善意地从事交易活动时，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其章程中关于法定代表人权限的规定进行审核，不应当加重相对人的责任，也不应当增大交易成本，阻碍经济流通。具体而言，代表人因其职权与公司产生联系，这属于内部关系，第三人对法定代表人依其外观存在的职务而产生信赖，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表权并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其代表权产生怀疑。因此相对人只要能够确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就应当算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可以认定代表人享有代表权。即便代表人行为超越章程，也只能因其是内部限制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是由公司对相对人承担责任。类似地，《公司法》也将法定代表人不代表或者超越代表公司的行为定为承担对公司的责任，即当法定代表人越权时，公司承担外部责任，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承担内部责任。因此法定代表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不当然无效，相对人为善意第三人应当认定代表行为有效。该规定与《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立法精神一脉相承。

　　当然，从其表述来看，《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如有相反证据可以推翻善意第三人，其举证责任在于被越权代表的法人。应当说，法人的举证责任相对较重，现实中法人很难举证证明相对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情况下仍与之缔约。不过，非善意相对人有两种情况，即恶意相对人和过失相对人，该条不予保护的相对人既包含恶意相对人，也包括过失相对人。也就是说，相对人恶意或者过失与越权代表人缔约都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越权的法人只要能够证明相对人在缔约时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系越权代表的事实，就可以不受越权代表行为签署的合约的约束。此时的相对人即使没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恶意，也存在应知却不知的过失。

　　四、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防治

　　综合以上阐述，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的经营范围的行为或是超越其代表权限实施的行为，法律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及经济效益、秩序，倾向于认定其有效。然而，这就不得不考虑一种特别的情况：如果法定代表人故意滥用代表权损害公司利益呢？为了最大程度防治类似问题的产生，笔者认为可有以下措施：

　　首先，既然法定代表人受到与公司之间的内部限制，那么加强这种内部限制的限制力度就显得尤为关键。一方面，法定代表人竭心尽力对公司事务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公司应当视情况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进行惩戒。诚然，法定代表人越权一旦发生，极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东、相对人三方利益俱损，然而，出于对越权行为的惩戒和调动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事务的积极性之权衡考虑，可以适当减轻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责任。通常而言，由于与正常的商业风险难于区分，一般过失越权行为不宜采取过重的责任追究，避免加大行为成本。但若是由于重大过失或故意而发生的越权行为，则需要法定代表人承担对公司的责任。

　　其次，逐步建立法定代表人对于相对人的责任制度。将法定代表人越权的行为区分为有权代表、无权代表或表见代表。有权代表的情形中由法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对于无权代表的情形，由于相对人与法定代表人双方均存在过错，各自于范围内承担责任较为公平。而针对表见代表的情形，尽管《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即将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认为是法人的行为，由法人承担责任，但应当排除法定代表人由于重大过失越权代表或是滥用代表权的情形。若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明知自己无权代表（如已经离开公司等）而仍与善意第三人签订合同，损害公司利益，应当由法定代表人对相对人负担责任；另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是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导致法人破产，此时规定法定代表人对相对人的责任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日本《商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时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董事与公司相对人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这种立法价值取向值得参考，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定代表人依照法人的意志行使代表权，从而限制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同时也保护了法人和向对方的利益。

　　当然，为了防治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发生，积极发挥监督监管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为落实监督，法人成员、法人、债权人等由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而遭受损失时，应当有权请求其停止损害，并请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是提起诉讼的权利。如日本《商法》便规定，因董事进行不在公司目的范围内行为和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对公司产生不可恢复之虞时，6个月前起持续持有股份的股东，可为公司请求停止董事的请求。不过，停止请求权有效的前提应是与相对人达成协议之前，否则不得行使该权利。这种立法价值拓宽了对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监管途径，值得借鉴。

北安市法院 王胜宇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浅析

周 卫 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人民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不断增加，其中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长幅度较大。现对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谈一点个人看法，希望引起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和人民法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一、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起诉方多为银行或信用社，且信用社起诉的多，商业银行起诉的少。我县法院2004年受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农村信用社向法院起诉的占收案总数的80%；银行向法院起诉的借款纠纷案件虽然较少，但其不能收回的逾期贷款数量却很多，且国有集体企业借款居多，给银行自身发展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有债不诉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原告不及时起诉、贷款续贷转贷的现象多，贷款被拖欠的时间长。当前，许多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愿意或不善于及时诉诸法律、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数次，多的甚至达数十次。许多案件从纠纷形成到起诉，一般都要接近两年时间，如果不考虑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还不会向法院起诉；金融部门不及时起诉，丧失了收贷的良好时机，不仅给收贷带来了困难，而且加大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难度。
（三）无效担保的案件多，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增幅大。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属违法担保、空头担保、关系担保及无效抵押等无效担保的占了绝大多数。如有的乡镇政府为所属乡镇企业担保贷款；有的企业或公民自己无代为履行的担保能力，盲目为借款人提供空头担保；有的企业亏损严重，为取得金融部门贷款，不惜采取“父子互保”的手段套取贷款；还有一些企业在贷款时将企业全额财产作为抵押，而有关金融部门明知这种抵押无效，却予以认可。同时，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也增幅较大。
（四）被告无力还贷的案件多，案件的执行难度较大。在被告无力还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 被告多是一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或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躲债外逃，法院对于这些案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或破产措施，一些企业势必倒闭或破产，企业职工难以妥善安置，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果断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则难以保障，法院在执行这些案件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案件执行难度很大。
二、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经济政策原因。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金融市场的整治力度，促使银行等金融部门加强了收贷工作，对于已逾期仍未归还或无法偿还贷款的单位，只好诉诸法院，要求其归还。
（二）金融部门方面的原因。一是贷前审查不严。许多金融部门特别是信用社的信贷管理存在漏洞，放贷前不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和还贷能力，盲目将巨额贷款投放给生产经营不景气或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致使大量贷款逾期无法收回，从而引发纠纷。同时有的银行、信用社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对一些到期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采用“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延长还贷期限， 从而导致一些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包袱越背越重，积重难返。二是贷后监督不力。一些银行、信用社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对其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监督不力。有的借款人将贷款挪作它用，有的将名义上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用于挥霍或赌博等违法活动，致使贷款无法追回；有的借款人则钻金融部门对贷款用途监督检查不力的空子，采取多头贷款的方式来吃“贷款”，使得许多贷款难以收回。三是“三款”现象突出。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的某些信贷人员利用职权发放“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等现象较为突出，地方行政领导指定金融部门向某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四是担保流于形式。许多银行、信用社的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执行担保制度不够严格，有的甚至视担保为儿戏，对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只要有人担保，不论有无实际担保能力，一般予以许可。
（三）借款人方面的原因。一是只顾自身利益，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借款人并非无力归还到期贷款，而是只顾自身利益，想方设法“拖债”、“逃债”，造成“贷款容易还款难”的局面，致使金融部门的贷款难以收回形成纠纷。二是有些企业、部门单位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且许多“新官”不理“旧账”，致使金融部门的收贷搁浅，只好诉诸于法律。三是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一些借款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亏损严重，根本没有清偿能力。
三、 防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对策：
（一）树立全民诚信观念，努力创建信用城市。诚实信用是安身立业之本，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信用东营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树立全民诚信观念，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遵纪守法意识，使政府成为群众信赖满意的政府，企业成为社会公认、放心的企业，个人成为“明理守信”的公民。
（二）强化金融部门内部管理，依法规范信贷活动。一要严格贷前审查，依法放贷。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前，要严格执行有关审批和审查制度，切实按照《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规范贷款行为，提高贷款质量，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还贷能力和担保人的实际担保能力及主体资格要认真加以考察，以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和按时收回；对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决不能盲目采取“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解决还贷问题。二要加强贷后监督，依法管贷。金融部门发放贷款后，对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要加强监督，防止借款移作它用或用于不正当活动，以保证贷款的使用效益；三要杜绝“三款”现象，抵制行政干预。金融部门要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信贷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强其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意识，从根本上杜绝“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现象，对于信贷人员以贷谋私的，要依法予以惩处；同时还要坚决依法自觉抵制行政干预，对行政部门搞地方保护主义，只顾本地方、本部门一时利益，不顾贷款投向和安全性，利用行政命令形式干预金融部门放贷的应坚决予以抵制。四要增强法律意识，依法收贷。金融部门对于借款人贷款到期不还的，应尽早向法院起诉，积极依靠法律手段依法收贷。发生借款纠纷，只有及时诉诸法律，才能避免损失的扩大，同时也便于法院及时采取司法手段解决“收贷难”问题。
（三）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要加快办案节奏，认真及时审理好金融部门诉至法院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对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要依法正确确定承担还贷义务的主体；要及时运用法律手段，帮助金融部门解决“收贷难”问题。二要加大执行力度，迎难而上，努力多办案，办好案。对此类案件的执行，既要紧紧围绕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大局，又要注重社会效益，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切实妥善解决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难”问题，以维护法律尊严，保护金融部门的合法权益。三要结合案件实际积极提出司法建议，帮助金融部门“建制堵漏”，完善信贷制度，规范信贷活动，严肃借款手续，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四要选择典型案件，以案示法，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提高借款人和担保人依法借款、按时还贷与依法担保的责任性和自觉性，增强“重合同守信用”意识，从根本上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作者单位 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